今年入行第20年的李东健(51岁)。李某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放弃银行近期实施的自愿退职。身处“坛子型”组织结构最前线的李某,晋升可能性低,组织的“无形压力”也令其倍感负担,但真要离开银行,前路却一片茫然。自己做生意景气不佳,孩子连大学都还没上。最终李某决定留在银行,等到下一次自愿退职。
银行试图通过自愿退职“减肥”的努力遇到了阻碍。原因是自愿退职参与度远低于预期。商业银行虽表示要借此机会推动组织瘦身,但对意外的结果明显感到困惑。
据金融界25日消息,新韩银行自16日至19日面向副支店长级以上员工受理自愿退职申请,但申请人数仅约250人。这不及2009年自愿退职时约600人的一半,也低于当初预计的约300人。新韩银行相关人士表示:“2009年的对象是全体行员,这次仅限副支店长级以上,难以横向比较”,但同时称“这种水平无法缓解人事积压”。
国民银行情况类似。国民银行13日面向属于工资峰值制对象的50多岁以上约130名员工实施“特别准定年退职”,但申请人数仅47人。尤其是此次特别退职为提高参与度而比往年扩大了补偿规模,但结果仅为预期的一半左右。
某商业银行高层人士反问:“实际经济景气不佳,谁会轻易申请自愿退职?”并表示“加之通过自愿退职离开银行的前辈中成功案例不多,这也成为无形的负担。”
他还说:“这种现象不只是银行业的问题。”实际上,去年底大规模实施自愿退职的三星集团金融子公司,尽管开出了不菲的补偿金,员工参与度仍然低迷。Samsung Card的目标人数为150人,但实际自愿退职人数仅为三分之二的约100人。
银行对此感受并不轻松。既然用尽了自愿退职这张牌,要缩减规模便再无其他选择。组建新事业团进行人事调动缺乏有力议题,工会又在密切关注,强制派令等措施也难以推行。
仍存在潜在自愿退职需求的银行处境也相似。目前银行业中,友利银行计划在今年4~5月推行“转职支援制”,即员工入职合作企业等后在一定期间提供支援金;韩亚银行则因与外汇银行合并后人事积压势必更加严重而必须解决该问题。
另一家商业银行高层人士表示:“去年实施自愿退职的金融公司中,结果超出预期的只有渣打(SC)一家,原因是其补偿规模相对较大,且处于全面罢工期间这一特殊情况”,“韩国金融公司要通过加大补偿力度来提高退职参与度,周围的目光确实是一种负担。”
根据韩国金融监督院统计,截至去年9月,银行业全体员工(不含高管)为9.7826万人,其中科长级以上负责人5.966万人,代理级以下普通行员3.9166万人。比例为六比四,呈现典型的人事积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