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为施展自己的理想去见梁惠王时,第一句话便是"何必曰利?"孟子将孔子的诸多主张压缩进利与德的框架中,明确了自己的取向。读《论语》和《孟子》时,不免生出"是否把利看得太轻了"的疑问。书中一边提及民生问题,一边又高声似在否定私益,看似矛盾。
把市民的希望变为现实,把利润回流社会
但细细品读《论语》与《孟子》的脉络,情形却不同。孔子同时重视人的自立意志与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出了"惠而不费"的福利原则。孟子希望通过井田制解决"恒产"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可称为充分就业。绝非无视产业、只谈道德。
二人重视利益,却难以抹去忧虑的目光。正如"钱面前无人情"所言,若人人只把利益放在前面,父母兄弟、前辈后辈乃至真理与法度都会被推到后面。私益始终装载着随时可能引爆为贪欲的无限动力。
前现代大多凸显私益的破坏倾向,试图把利益置于宗教思想的控制之下,但宗教改革之后,在"为神的荣耀"这一前提下允许了对私益的追求。涩泽荣一认为,明治维新后新登场的实业家若不想成为私益的奴隶,就应关注道义与私益合一的可能性。他把这一想法归结为《论语与算盘》。
我们在前现代也曾以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念低看工商业者,但随着近代国家的出现,身份歧视与对私益追求的制裁都消失了。在没有可靠保护者的情况下,人人都走上了各自图生(各自谋求生存之道)的道路。我们把新标准归纳为自由主义的主张:"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范围内追求私益。"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足以谈论自由主义教义的基础设施、天然资源、社会资本等绝对不足。可供合法竞争的市场尚未活跃,因此比起合法竞争更关注公正的管理。由国家而非个人主导引进资本、分配资源,于是出现了特惠、勾连之类的说法。
在整体性经济建设的时代,个人、企业与政府的一切活动都与爱国相连。这一论述在产业界广泛传播为以事业报效国家的企业报国、事业报国。尽管企业活动首先是创造利润,却高声呼喊就业与增长、经济自立等国家目标。在这种氛围下,环境、劳动领域的声音有时被视为反国家行为。
控制贪欲,引向共生
21世纪,报国论已无法再抑制伴随利益而来的贪欲。只要企业进行合法的利益追求,就应更多关注不是政府,而是购买商品、使其创造利润的消费者、市民社会与地区共同体的关切。若企业是鱼,市民便如大海。正如智能手机热潮所显示,企业并非单纯卖商品,而是在把人的希望变为现实时才能持续成长,在把利润回流社会时才被人喜爱。
如今,比起报国论,更需要广施机会、解决大众问题的博施济众的旗帜。西方有"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神的荣耀"的共识,因此为所有人分享利润的捐赠文化十分活跃。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分担邻人痛苦的博施济众,确立控制贪欲、实现共生的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