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指出,国内金融业若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解决"改善治理结构"这一课题。图为去年金融当局紧急召集的座谈会上,各金融控股公司会长正在讨论悬而未决的议题。/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也存在相当大的问题。特别是董事会或风险委员会对首席执行官(CEO)的决策拥有多大的制衡功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破产的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在危机前几乎没有召开过此类会议。也就是说,制衡CEO经营决策的机制并未运转。
相反,在金融危机期间股价跌幅甚微的欧洲大型银行桑坦德和BBVA则不同。桑坦德2006年召开了100次、2007年召开了98次风险委员会会议,BBVA在2006年召开81次、2007年召开74次会议。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李时贤分析称,"从雷曼与贝尔斯登、桑坦德与BBVA的案例来看,能够确认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并使其有效运转,是守住全球大型银行地位的关键因素。"意即对CEO独断与经营方向的正确制衡机制,是领先银行的核心要点。
◇冲击国内金融公司的治理结构风险=直到几年前,国内金融界对治理结构几乎没有问题意识,更多关注的是产业资本是否支配金融资本。后来国内代表性金融公司接连爆出治理结构问题,才引发关注,算是认识到了潜藏于水面之下的CEO风险的弊病。
KB金融控股自2010年8月以后一年多时间深受CEO风险困扰。一向被评价为治理结构稳定的新韩金融也陷入内斗。在此情况下爆发的储蓄银行事件更是火上浇油。舆论纷纷批评,尽管有多次机会遏制储蓄银行的过度不良,外部董事却只充当大股东和经营层的举手机器,忽视了监督与制衡的本职功能。
争议并未就此停止。自2001年引入的金融控股公司也产生了问题。金融控股公司的"屋上架屋"体制本身就是易引发矛盾的结构,董事会也未能履行制衡经营层的原有功能。金融当局一位相关人士诊断称,"在银行控股公司中,控股公司会长实际上就是行长,其下的控股公司社长主要处理业务,行长只停留在首席副行长的角色","连任行长后又设立控股公司出任会长,这也是问题。"
◇仓促制定金融治理结构法,但=随着国内金融公司治理结构争议扩大、全球危机爆发,当局仓促制定了应对方案,于是出现了关于金融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草案。韩国金融委员会历时近一年准备,于去年12月15日立法预告的治理结构法,将经规制改革委员会及韩国法制处审议后提交国会,但即便通过国会,也要一年后才施行。
这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国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仍将存在空白。
对治理结构法实效性的质疑也随之出现。人们怀疑立法能否从根本上解决金融界的治理结构风险。崇实大学金融学部教授尹锡宪表示,"给人的印象是当局过于纠缠细枝末节","空降人事问题也很严重,但看来很难阻止这类问题。"意即对于权治与官治这一痼疾,该法远远不够。
◇"CEO应是善良管理者"…观念转变优先=不少人指出,制定治理结构法固然重要,但金融界CEO的根本转变同样必要。银行实际上没有所有者,股东才是主人。银行拿别人的钱来管理和经营,CEO也算是在代理经营。
因此,金融CEO应成为善良管理者的主张颇具说服力。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权赫世强调,"与制造业不同,之所以分散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不设所有者,也是为了防止银行变成私人金库,从这一角度需要审视治理结构","制度重要,但CEO们的观念转变也很必要。"
也有观点认为,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意志。弘益大学教授全成仁表示,"在现行制度下,董事会完全可以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意即目前国内的外部董事制度相对完善,但能在多大程度上加以利用,取决于个人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