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5 | 최형욱국제부장

[编辑部专栏] “1%”须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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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有趣的国家。

作为富裕阶层象征的游艇,其保有量达到每7名国民就有1艘,位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富国。但冬季天气阴沉得足以令人患上抑郁症,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六。若把当地被视为一种婚姻形式的同居也算进去,国民一生平均更换配偶多达七次,民族性情相当开放。

无论从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与我们迥异的瑞典,是在2007年参与政府以瑞典模式为标杆、提出同时实现增长与分配的“愿景2030”之后,开始受到关注的。通过“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增长”这一略显矛盾的战略,成功让“普遍福利”这一社会理想扎下根来的瑞典模式,曾是极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

一度几乎被遗忘的瑞典模式,近来随着明年大选临近、福利争论升温,再次成为国内的关注焦点。主要论点是:2007年右派政权执政后,正在对患上福利病的瑞典进行全面手术。

但若仔细审视其改革政策,正如瑞典媒体所指出的,那只是为了可持续的福利而修整了部分低效因素,绝不是否定福利体系本身。而且,瑞典在福利国家这棵茂密大树上剪掉了几根烂枝,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刚刚开始生长的枝条全部剪掉。

瑞典在经济危机时搭起福利框架

这并不是说要把社会文化基础完全不同的瑞典模式移植到国内。只是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瑞典的福利国家体系是在19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使国民生活极度困顿之际才正式形成的。美国同样是在大萧条时期才开始搭起退休年金、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我国也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危机之后失业者激增,才扩充了多项福利制度。

可见,社会安全网得以健全的时期并非景气繁荣之时,而是经济衰退、国民生活艰难之时。我国若以“现在是经济危机,正是集中于增长的时候”为逻辑,把喷涌而出的福利诉求一概斥为民粹主义,这种尝试对国民的说服力必然不足。无论拿出租税负担率、国民负担率,还是福利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等哪项指标,我国福利水平相对偏低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瑞典模式中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在构建福利体系的过程中,大企业不是被动地被牵着走,而是主动参与。因为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后,若没有分配作支撑,可持续增长也会变得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是在我们社会中享受到好处的大企业和富裕阶层主导福利议题的时候。不应对福利与分配这两个词产生过敏反应,而应把讨论集中于:美国式、欧洲大陆式、北欧模式中究竟哪一种适合我国,若都不合适,是否要另行打造韩国型模式。

大企业与富裕阶层应主导两极化解决之道

面对愤怒的“99%”,若以“你们穷难道是我的责任”“税几乎都是我们交的”这种方式回应,矛盾只会越积越深。现在正是“1%”不应埋头于眼前利益,哪怕为了守住自身的未来与财富,也要认真思考两极化问题解决之道的时候。

若99%的愤怒进一步演变为对市场经济本身的攻击,付出最大代价的正是1%。尤其今年正值大选与国会议员选举,99%对1%的不满爆发、社会矛盾加剧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说99%在去年只是愤怒的示威者,那么今年他们是能够左右政权走向与社会体制性质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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