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2 | 이호재 기자

[2012新年策划特别座谈] “须在40~50年财政规划内寻找韩国式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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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钟范教授 金东烈室长 裴相根本部长 在Seoul Economic Daily作为新年策划举办的福利座谈会上,现代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金东烈(从左起)、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安钟范、全经联经济本部长裴相根展开热烈讨论。/摄影=记者李浩在 抛开意识形态之争,探索“生命周期定制型模式” 应从现金支援转向以服务为中心 严密构建就业安全网,引导“劳动型福利” 职业培训、育儿支援等,大企业也应分担角色

参加者 安钟范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金东烈 现代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 裴相根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

由去年免费供餐引发的福利争论,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顶点。在总选和大选两大选举来临之际,围绕福利政策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以及政界的阵营划分预计也将进一步加深。在此情况下,认为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意识形态化的福利争论上、应尽快找到增长与分配的妥协点并制定“韩国型福利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为诊断处于今年话题中心的福利争论,Seoul Economic Daily于2日在本社会议室与专家们共同举行了特别座谈会。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安钟范、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裴相根、现代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金东烈等专家齐聚一堂,就我国福利政策的现状与前进方向展开了热烈讨论。

◇为何是福利

▦主持人=无论政界还是财界,福利争论正如火如荼。为什么福利现在成为议题?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裴相根=我国经济增长迅速,尽管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也呈现出最快的复苏势头。但随着“增长的果实是否过于集中于特定阶层或特定领域”的国民不满出现,要求在实现增长时人人都能享受到实惠的呼声高涨。由于现有经济体系难以化解这种不满,人们对福利的关注随之增大。特别是未能享受到增长实惠的国民进一步增多,这些问题近来通过互联网或社交网络服务(SNS)等沟通结构被议题化。

▦现代经济研究院企业政策研究室长金东烈=2011年的经济用语中出现了“squeezed middle(被挤压的中产层)”一词。就我国而言,对比1990年和2010年,国民收入增长了约三倍,但国民的生活却更为拮据。这是因为进入2000年代后房地产价格暴涨等,住房相关费用支出增多,课外教育费负担也加重。从近来的特征看,对福利的要求在20~30多岁人群中比50~60多岁人群更多。因为年轻一代在就业等问题上更为艰难。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安钟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收入及各领域的两极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加深。就我国而言,外汇危机之后也经历过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很快克服了危机,但在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从这一层面看,福利的必要性更被强调,而对被边缘化阶层必须予以关照这一点,大家都有共鸣。

▦主持人=那么,当前的福利争论是否建设性的一面多于消耗性的一面?

▦裴本部长=最大的差异在于视角差异。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我们目前享有的生活水平或福利水平。50~60多岁的人经历过过去艰难的岁月,切身感受到通过快速增长带来的改善。相反,20~30多岁的人在高速增长期成长,没有经历艰难岁月,很难体会到改善的部分。因此,对于以我国的水平应享受何种程度的福利,产生了视角差异。虽然可以说现在是福利争论的适当时机,但过度导向民粹主义视角并不妥当。

◇免费育儿争议

▦主持人=政府为解决低出生率问题正在扩大婴幼儿免费育儿,您如何评价?

▦金室长=我国低出生率问题很严重。总和生育率为1.23人,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低。但在我国,人力资源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具竞争力的资源。这也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相关,与其把免费育儿狭隘地视为福利层面,不如视为面向未来的投资,大胆地以前瞻性思维看待。

▦安教授=要看低出生率的原因是什么,虽然有因育儿费负担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面,但女性结婚持续推迟这一点也很重要。女性劳动市场存在诸多问题,在忽视这些问题的状态下仅以育儿来制定低出生率对策是有局限的。育儿费与育儿服务支援这两个层面也要考察。目前政府两项合计支出约3万亿韩元。但重要的是,许多父母想要的是优质服务而非育儿费支援。政府应制定扩大公共设施或完全向民间开放以扩充竞争力的对策。在育儿费支援之前,必须确保育儿服务的质量改善。

▦裴本部长=免费育儿从某种角度看是非常便利的政策选项。因为对任何人都普遍实施,国民会怀有“实惠也会落到我头上”的期待感。但必须考虑成本对比效果。

与对所有人提供免费育儿相比,针对他们所需部分加以匹配的选择性福利似乎更为可取。像从直升机上撒钱那样的免费育儿效果不大。

▦主持人=在政界,执政党与在野党似乎大体上都把意见汇集到普遍性福利一边。对此您有何看法?

▦安教授=仍在进行选择性福利还是普遍性福利、保守还是进步、英美式还是北欧式之类划分,并据此展开政治争论的国家,只有我国。我们需要的是生命周期定制型福利。把所有福利都拿来争论是选择性还是普遍性,得不到什么。需要的是以现场为中心、以国民为中心而非意识形态的福利。

▦金室长=目前我国的福利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左右,而发达国家在处于我国这一水平时,把20%分配给福利。归根结底,如何打造符合我国现状的韩国型福利模式是重要课题。但由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打造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增长友好型,或增加岗位的就业友好型福利模式很重要。

◇中产层福利与劳动型福利的方向

▦主持人=政界主导的福利政策出于选票考虑,集中于中产层,而非最急需实惠的贫困层。这不会成为问题吗?

▦裴本部长=正在出现无论收入或资产水平、年龄段等既有条件如何,人人都应享受式的福利。免费育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就是例子。在财源筹措方面,近来政界摸索可能引发阶层间矛盾的税制方案,情绪性冲突的情况也非常多。

▦金室长=我认为也有积极的一面。政府提出的是中产层福利,其概念是增加社会服务,把受惠阶层从原有以脆弱阶层为中心扩大到中产层。有评价认为,这把福利框架从以现金为中心扩展到以社会服务为中心。重要的是,中产层只有切身感受到福利,才可能多交税。什么都拿不到,却只让人多交税,这不行吧。

▦安教授=今年免费供餐是普遍性福利争论的起点,我认为我们进行了超出必要的争论。比普遍性免费供餐更该先解决的是缺餐儿童问题。本该讨论是给所有学生提供午餐,还是先解决缺餐儿童问题,但这没有做到。现在即使在学期中给缺餐儿童提供午餐和晚餐、放假时也全部提供饭食,也只需2000亿~3000亿韩元,远少于免费供餐的财源。本有必要就这些方面征询国民意见。

▦主持人=政府提出把劳动与福利相联结的“劳动型福利”,正在进行多种政策设计。但认为劳动型福利的体系仍不完善的意见很多。应改善哪些部分?

▦金室长=我们忽略的部分是劳动型福利。我国失业津贴的收入替代率为30%左右,相比OECD(50%)、北欧(70%)非常低。特别是向自营业倾斜的现象是社会问题。缺乏能增加再就业机会的社会体系,一旦被挤出职场,最终只能做自营业。在现阶段,应严密构建就业安全网,使失业者能够回到就业现场。

▦安教授=在劳动型福利方面,制度和行政层面问题很多。本应给贫困层劳动能力而非现金,但制度反而在阻碍这一点。目前与最低生活费相关的给付约有30多种,全部领取这些给付的人不会选择比最低生活费多挣一点的就业机会。因为贫困层领取给付后的收入反而高于次上位阶层,出现收入逆转现象。必须整顿以最低生活费为基准的制度。

▦裴本部长=需要区分有劳动意愿者与无劳动意愿者、引导其走向劳动现场的激励型福利。即使接受职业培训,也有对日后找工作帮助不大的情况,因此应努力充实能够真正让人就业的实质内容。

▦主持人=政府需通过福利政策解决的社会问题堆积如山。但资源有限,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福利政策的优先顺序如何设定为好?

▦安教授=重要的是要设定我们能筹措到何种程度的福利财源。要确定国民可承担的水平,在决定财源之后,再考察哪种福利最为必要。最应优先做的是消除死角地带。应优先把财源投向消除被排除在福利对象之外的死角地带,同时也要改革传递体系。虽说今年要增配7000多名福利相关公务员,但仍属不足水平。

▦裴本部长=财源有限是最重要的一点,应分为福利的水平、对象、效率这三部分来思考。

至少应享受水平的基础性福利是首要,还要打造能够形成福利支出与财源筹措这一良性循环结构的福利模式。

◇低增长时代的福利

▦主持人=今年总选、大选来临,福利扩大正成为大势。您如何看待增长放缓时代的福利扩大?

▦金室长=在增长率下降的时代,税收增长率也只能放缓。也是该考虑政府预算内部结构调整的时期。此外,从扩充税源的角度,也应思考把地下经济等税收死角地带最小化的方案。特别是有必要在国民中形成对能多交多少税的共识。认为福利重要的国民通常表示可以多负担约5%的税,我想政府或政治家向国民扩展这种认识是很重要的。

▦安教授=比今年的增长率和福利预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必须制定中长期财政计划。目前在编制五年为单位的中期财政计划,但国会并未认真审视。既不依据财政计划编制预算,长期财政计划更是根本不去过目。我们今后不仅面临低增长,还有低出生率、老龄化、统一等许多不确定变数,不能以粗略估算方式经营国家财政,至少应在40~50年的中长期财政计划框架内讨论福利扩大。

▦主持人=关于福利问题,要求大企业发挥一定程度作用的呼声很高。您如何评价?

▦金室长=希望企业能从更偏软件的层面出面。例如,企业能做的最好福利,是营造职场与家庭能够并立的企业氛围。缩短工作时间,让男性员工也能轻松使用育儿休假、分担家务。这也有分享岗位的工作分享效果。与增加税收相比,应从这种软性层面寻找企业的作用。

▦安教授=主张对大企业新设税种来征收,并非可持续的政策,副作用也会很大。与此相比,应强化民间对社会服务的参与。在职业培训、育儿等方面强化大企业的作用,对大企业自身的反馈效果也会很大。也就是说,越强化职业培训或育儿,越能培养出生产率高得多的劳动者。企业应认识到,民间对社会服务的参与最终会提高生产率。

▦裴本部长=在福利财源筹措上,制定引发社会阶层之间、企业规模之间矛盾的税制,或许能取得一时效果,但难以获得预期效果。特别是世界各国在法人税、企业费用负担等方面正把政策向亲企业方向调整,若只有我们与世界趋势背道而驰,以我们小规模开放国家的特性,困难会非常大。这可能变成为了让鹅快点生下金蛋而剖开鹅腹的局面。企业的社会作用在于持续维持企业、维持并扩充岗位。此外,我认为还在于强化产学联结、职业培训等服务,把产业界与学界、产业界与地区社会等连接起来。

▦主持人=许多专家表示,我国不可能采用瑞典等北欧式的“高负担、高福利”模式。那么您认为韩国式福利模式应采取何种方式?

▦安教授=高负担、高福利不可能。目前是低负担、低福利,是维持这一状态,还是走向中负担、中福利,个人很难说哪个更好。若要走向中负担、中福利,最终税收会增加,需要了解我们国民是否真有承担的意愿。仅把税负转嫁给富人也不可行。有必要就“税收推动人与经济”这一事实形成国民共识。此外也有必须改变之处。必须把目前以现金为中心的福利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的福利。发达国家中许多国家正在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在这一讨论中,我们还需重视的一点是统一。虽不知统一何时到来,但若突然实现统一时我们仍维持以现金为中心的福利,那所需财源将难以想象。

▦裴本部长=从2011~2015年国家财政运营计划展望看,若现行制度原样维持,国家负债到2050年将达到137.7%。即使现行制度原样维持,由于老龄化、低出生率等原因,国家负债也会比近来陷入危机的欧洲更为恶化。据称,若社会保险等福利增加,2050年负债将达到168%。归根结底,这意味着以我们的现实,高负担、高福利事实上不可能。我认为应寻找在可持续财源筹措的同时能取得生产性效果的定制型福利模式。

◇安钟范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经济学博士 ▦租税研究院研究委员 ▦成均馆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韩国财政学会会长 ▦韩国金融委员会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韩国企划财政部税制发展审议委员会委员 ▦成均馆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金东烈 现代经济研究院政策研究室长

▦首尔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 ▦首尔大学行政大学院政策学博士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研究员 ▦财政经济部长官政策辅佐官 ▦现代经济研究院政策研究室长、首席研究委员

◇裴相根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

▦延世大学文学士 ▦密苏里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 ▦韩国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研究委员 ▦韩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韩国会计基准院非常任理事 ▦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营委员会委员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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