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善分配,就应下调税率。在壬辰年新年到来前约1小时,韩国版巴菲特税与新年预算案一并被突袭通过,此时说这番话或许会被斥为“毫无概念”。但如果巴菲特税的真正意图并非“打击富人”,而在于改善分配,那就应思考更为根本的制度改进。
一般认为,所得税这类直接税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大于增值税这类间接税。这是因为不仅可以特定征收对象的收入阶层,而且更容易采用对高收入课以更高税率的累进税率。然而,如果过度执着于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就会到达即便提高税率分配也难有明显改善的临界点。如此一来,反而可能产生削弱高收入者劳动积极性的副作用。为防止这一点而通过一律性的所得扣除来减税,减免好处又主要流向高收入阶层,分配反而可能恶化。
事实上,这种现象正出现在我国的所得税中。以1430万人为征收对象的工薪所得税,收入排名前11%的人承担了全部税收的81%。完全不纳税的人也达到40%。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提高所得税率等以加大累进程度,分配也不会如预期那样改善。综合所得税的累进程度更为陡峭,14%的高收入者承担了全部税收的94%。据租税研究院的研究,我国所得税的累进度较1995年提高了6%,但以2009年基尼系数计算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却从4.3%降至3.2%。
另一方面,适用于所得税的各类税收减免却在扩大。信用卡所得扣除带来的减税额,从2000年的346亿韩元增至2009年的1.9万亿韩元。此类减税的好处主要归于高收入阶层。在所得税减免持续的情况下提高适用于高收入层的税率,与预期相反,不仅分配得不到改善,甚至有恶化之虞。要提高所得税的再分配效果,在提高税率之前,应先削减各类所得扣除。当然也须同时努力降低免税点。
然而,即便同时推进这些努力,想仅靠所得税改善我国的分配结构,从一开始就勉为其难。综合所得税与工薪所得税相加,所得税总收入也仅为内国税整体的15%左右。无论怎样提高累进度,以这种规模的税收都难以大幅改善所得税的再分配效果。实际上,我国所得税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据估计还不到所得税占总税收30%的英国的一半。
但这并不是说要提高所得税。若只上调所得税率,收入透明如玻璃钱包的工薪族反而可能承担相对更多的税负。也就是说,如果不同时努力掌握相对难以核实收入的经营所得者的收入,提高税率反而可能恶化分配结构。要提高再分配效果,还须广泛研究所得税以外其他税目的改革。
国会已决定、行政部门也在年初召开临时国务会议完成公布的法律,无法收回。但若要使该法的真正意图不致褪色,就须随之努力改变复杂的税制体系。改善分配需要更为综合的路径。单纯上调所得税率这种片面做法,反而可能恶化分配结构。如果不是一事一议式的政治摆样子,现在也应通过更认真的讨论,努力寻找更为综合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