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01 | 서정명경제부차장

[2012新年专访] 前韩国银行总裁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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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福利须并行……果断的再分配政策……大企业与富人也需承担 食物、教育、医疗社会化……以特别消费税筹措财源 欧洲危机至少持续5年……今年韩国出口与进口放缓……应全力应对民生问题

朴昇(77岁)前韩国银行总裁的意识形态倾向很难一言以定。就重视增长而言,他接近信奉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但就主张政府强力再分配政策而言,他又接近进步或改革论者。正因如此,他常常同时受到保守与进步两方的攻击与尊敬。他是韩国经济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独特倾向的元老。自2006年以韩国银行总裁一职告别公职后已过去6年,但他至今仍在阐述自己独特的经济论,受到社会关注。在60年一遇的“黑龙年”2012年的第一天,记者在朴前总裁的家中与他见面。目的是听他谈谈在欧洲引发的全球财政危机、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总选与大选等政治议题交织的今年,韩国经济应走向何方。在长达约2小时的采访中,朴前总裁以让人忘却其近八旬年龄的强烈语气,逐条指出韩国经济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自己一直构想的解决方案。

他将韩国经济的现状定义为“贫困化增长”,并提出以新自由主义的自由竞争和开放政策为基础、辅以政府果断福利政策的所谓北欧型福利国家作为替代方案。

朴前总裁断言,过去4年李明博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促进了“贫困化增长”的失败政策。“李明博政府的政策从第一颗扣子就扣错了。其基本前提是,扶植大企业、为富人减税,企业就会投资、创造就业,富人就会打开钱包、消费增加,但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命题。”也就是说,在大企业比起国内投资更偏好海外投资或内部留存的情况下,认为促进大企业增长就能让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受益的所谓“涓滴(下渗)效应”只是幻想。

“到1980年代,‘贫困化增长’这个说法还不成立。经济一增长,‘贫富差距’自然就得到缓解。企业赚了钱就在国内建厂、招人。当时经济增长7%,企业利润就增加7%,家庭收入也增加7%。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赚了钱也宁愿投到海外而不是国内。即便在国内建厂,带动就业的效果也不如从前。”

他直言:“李明博政府提出通过亲企业、富人减税、高汇率、低利率实现高增长的‘747承诺’(经济增长率7%、人均国民收入4万美元、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但这是加速两极化和无就业增长、即贫困化增长的逆行政策。”他同时表示遗憾:“企业家出身的李总统在某些方面是非常单纯的人。只要是能让经济运转良好的政策,无论‘右’还是‘左’他都不计较。这种天真的想法最终导致了政策失败。”

他也把卢武铉政府失败的原因归于贫困化增长。“卢武铉前总统标榜亲平民政策,但结果只有大企业受益,平民的生活更加艰难。我想把这种现象称为‘卢武铉的悖论’。船朝东开,实际上却被浪推向了西边。房地产景气过热就是典型例子。”

那么解决贫困化增长的办法是什么?如果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剩下的就是政府干预。只有政府果断的再分配政策才是解决贫困的唯一办法,这是朴前总裁坚定的信念。也就是说,市场失灵须由政府来弥补。朴前总裁强调:“必须把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与政府主导的分配这两种看似无法并存的政策混合起来。”

“增长是不能放弃的价值。我国是小规模开放经济,不维持自由竞争和开放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就不可能增长。这意味着大企业、出口主导的增长。以我国的经济结构看,以竞争力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或农业为先导的增长政策在现实中很难。相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副作用——贫困,必须由政府出面解决。”

消除贫困的财源该如何筹措?得到的回答是“税收”。构想是每年征收20万亿至30万亿韩元税款以培育中产阶层,相当于明年政府预算326万亿韩元的10%。他给这项税收起名为“特别福利税”。朴前总裁说:“对法人所得、个人综合所得和房地产持有以附加税形式课税,最多可确保约30万亿韩元税收”,“这比近来政界讨论的‘巴菲特税’又前进了一步。”

他提议用这笔财源,把维持基本生活的三大要素——食物、教育、医疗分阶段社会化。他提高声调说:“连一人家庭最低生活费月53万韩元都挣不到的国民多达650万人”,“政府有义务向他们提供食物、教育和医疗。”“不久前引发‘民粹主义’争论的免费供餐是国家理所当然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连大学教育都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体系还算建设得不错,这一点算是幸运。不提供食物和教育,我们的社会就无法维持。”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引入以瑞典、挪威等为代表的北欧式福利制度。

他解释说:“我国国民的税负率为19%,低于发达国家(25%左右),公共负担率也一样”,“即便多征30万亿韩元税款,税负率也只有21%至22%。”他还补充说:“企业嚷嚷我国法人税率高,但考虑到各种免税减免优惠,税负反而比发达国家要小”,“在大企业像现在这样囤积大量现金的情况下,加税就会减少企业投资的命题完全不成立。”

朴前总裁反而强调,富裕阶层为了维持自身财富也应自我牺牲。“大企业和富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益者。因此他们有义务守护资本主义体制。为此,必须把自己的利益与新自由主义的牺牲者——平民分享。比尔·盖茨或沃伦·巴菲特这些美国富人把全部财产回馈社会,也不是因为可怜穷人,而是为了维持他们身处的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种手段。”

话题稍作转换。记者问起近来急剧变化的欧洲局势。朴前总裁的展望是悲观的。“过去20年,得益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和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享受了长期繁荣。在此过程中国际原材料和住房价格形成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泡沫破裂,危机随之到来。金融危机的意义在于,世界经济已从20年的长期繁荣转入低增长、高物价的长期萧条。”

他判断:“最近的欧洲财政危机是这种转入长期萧条局面的延长线上出现的现象。”意思是,这只是长期萧条这部阴郁剧作中的一个场景,而非突兀出现的新现象。

他预计,即便财政危机的震源地南欧免于违约,高强度紧缩也不可避免,其余波将对财政相对健康的北欧和世界经济造成强烈冲击。朴前总裁表示:“要阻止欧元区崩溃,德国和法国的牺牲不可避免,而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增长动力也会丧失,整个欧洲将经历严重的경기衰退”,“要摆脱这一痛苦过程至少需要5年以上时间。”朴前总裁指出的另一个利空是中国的高物价。他预测:“中国福利需求喷发,工资急剧上涨,劳资矛盾加深”,“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扮演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但今后只能起到汽车的作用。”

关于韩国经济,朴前总裁也表示:“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和投资都会放缓”,“明年应全力应对民生问题。”

对以财政健全性为话题的政府政策,他评价“在大框架上是可取的”。只是他重申引入特别福利税的必要性:“既要化解两极化又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兼顾两只兔子,因此扩充财政应优先。”

记者问及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去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他给出乐观展望:“金委员长去世短期内无疑是增大我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利空,但继任者金正恩是有过开放经济经历的人,长期看好转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他对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进行了强烈批评。

“韩国经济的增长以朝鲜半岛和平为大前提。朝鲜没有帮助南方的力量,但完全有让南方经济崩溃的力量。过去孤立朝鲜乃至对抗的政策没有成功的先例。现政府的对朝强硬政策既没有解决核问题,也没能改掉朝鲜的毛病,只是加剧了南北紧张。”他的声音提高了。

接着朴总裁指出:“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对朝包容政策取得了更多成效”,“应以金正恩体系启动为契机,实现对朝政策的一大转变。”

朴前总裁以对面临明年大选的政界的寄语结束了采访。“引入特别福利税等果断的再分配政策,没有坚定的改革意志是不可能的。要突破既得利益的壁垒绝非易事。必须选出具有改革倾向的领导人并果断付诸实行。否则可能出现体制危机。民心现在正在沸腾。”朴前总裁的话越来越快。

他满脸忧虑地再次提高声调:“像全国经济人联合会这样的团体,也应积极着手解决这种根本性问题,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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