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希腊雅典的康斯坦丁诺斯·卡波罗斯(50岁)白天在服装店当店员,晚上做遗址保安,以此养活妻子和20个月大的儿子,但前不久两处工作都收到了解雇通知。目前这个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寡母领取的养老金,而这笔钱也面临大幅削减。
《华尔街日报》(WSJ)近期在题为“欧元区的生活”的报道中,详细介绍了即将面临250亿欧元规模紧缩财政措施的希腊国民的艰难生活。卡波罗斯愤慨地说:“再也难以感受到幸福。”希腊的自杀率在2008年为每10万人2.8人左右,是全欧洲最低水平,但最近飙升约一倍,成为欧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当然,希腊的眼泪也有自作自受的一面。希腊政府在加入欧元区后得以以低利率发行国债,于此大肆举债挥霍,如今相当于这枚炸弹爆炸了。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希腊的悲剧不会仅以希腊人的眼泪收场的可能性正越来越大。希腊内部“紧缩政策将扼杀经济,使国家永远沉沦为二等国家”的危机意识正逐渐升温。甚至有分析认为,明年2月的提前大选中反对紧缩政策的政党将掌权。这意味着希腊国民可能选择退出欧元区的边缘战术。而这也就意味着欧元区的崩溃。
欧洲央行(ECB)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最近警告称:“欧元区崩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据瑞银(UBS)9月发布的欧元区最坏崩溃情景,若希腊脱离欧元区,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腰斩,而德国、法国的GDP也将减少多达25%。
当希腊的眼泪化作怒火爆发、欧元区命运被推上试验台时,欧洲的富国究竟能拿出什么解决方案?在希腊人的悲伤日益加深之际,关于欧元区也正陷入无法脱身的“斗鸡博弈”的担忧同样在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