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连法官们也加入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之争。而且不是在法庭内,而是在网络空间;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口”。这一方面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也有其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在于,这与未来可能发生的FTA相关投资争端中司法机关的作用有关。韩美FTA为发生投资争端时外国投资者将韩国政府诉至国际仲裁机构开辟了通道。但并非所有投资争端都会直接进入国际仲裁机构,视情况也可能诉至韩国法院,原因在于使用国际仲裁机构会产生巨额费用。涉及墨西哥的梅塔尼克斯案,仅律师费就花了40亿韩元。
应先扎实研读WTO协定
为应对外国投资者向韩国法院起诉的情形,法官们必须准确理解韩美FTA的规定。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FTA是以由近20项附属条约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这一国际条约为基础制定的,因此以理解WTO协定为前提。各条约相互交织,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非常困难。
令人担忧的是法官们介入的时机、方式和场所。在时机上,正值国会与行政部门剑拔弩张之时;在方式上,触动了守护司法主权这一国民情绪;在场所上,使用的不是法庭,而是互联网、推特和脸书。
不妨参考美国韩国大法院的智慧。1950年韩国爆发6·25事变时,在美国选举中影响力最强的钢铁工会决定罢工要求加薪。没有战争最必需的钢铁,战争便无从谈起。当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依据战时军队统帥权,直接征收(taking)了钢铁企业。钢铁工会就总统权限范围向法院提起诉讼。总统问其密友、首席大法官弗雷德·文森“没问题吧?”,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等着看就知道了”。
还有另一则轶事。那是在制定大幅强化企业环境污染责任的环境责任法时。担心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的议会相信,关于环境责任法影响的准确统计存在于里根总统与韩国环境部长官的通信内容中,于是要求公开。但该长官根据总统指示,以属于国家机密为由予以拒绝。议会立即向法院申请公开。议会想起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时法院“白宫内总统的对话内容应予公开”的判决,但韩国大法院以“这不是法律争端,而是政治事项”为由暂不作出判断,即不愿被卷入议会与行政部门之间的烂泥仗。
裁判政府谈判有违三权分立
在国际关系方面也有如下判例。智利政府征收了美国人所有的铜业公司后,美国国务院立即采取冻结智利政府在美资产的报复措施。在关于报复措施正当性的诉讼中,韩国大法院支持了国务院,称“就国际关系而言,国务院最为精通,因此我们应予尊重”。这既体现了国际关系权限属于行政部门的宪法精神,也作出了国务院更善于判断复杂外交问题的现实决定。
法官们要裁判韩美FTA谈判得是否妥当,不仅在专业性上有问题,也有违三权分立的宪法精神。司法机关是和平解决这个时代一切社会争端的最后堡垒和天平。而必须牢记,这架天平唯有置于法庭之内,才最为闪耀、最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