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06

[时论] 韩中FTA中应争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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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通商环境发生剧变之际,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似乎也已进入视野。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令人惊叹,产业竞争力也日新月异。为掘金而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仅两三年间便被推向破产边缘。沿海出口工业园区的成本竞争力虽在世界中低端市场号令一方,但连中国企业也因人工成本飙升而担忧数年后的处境。与中国的FTA将对韩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韩中FTA带来的冲击与机遇需要复杂的测算,而测算结果在几年内也会改变。

中国准入壁垒、补贴等为争议焦点

尽管如此,在谈及与中国的FTA时,有几个明显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特点值得关注。第一,韩中之间已进入稳定阶段的分工结构。韩国企业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历了两轮大规模对华投资热潮,多数是为培育第三国出口基地而将国内设备迁出。如今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非消费品比重已接近60%。

人们通常期待的FTA效果,是通过降低关税使市场扩大,从而增加生产与收入。贸易量增加会引导资本与劳动的高效配置,带来中长期进一步提高收入的资本积累效应。但韩中两国已形成相当紧密的分工体系,因此资本积累效应不仅关乎未来,更是当下就须管理的FTA预期效果的重要支柱。因此,应设计FTA,使已进入中国的韩国企业取得成果并将其适当转移回韩国。例如消除阻碍进入中国内需市场的各种准入壁垒、开放支撑制造业竞争力的商务服务领域、放宽外汇管制等。

中国与韩国已签FTA的国家在经济运行方式上截然不同。市场在广泛扩展,但市场的核心参与者大多以国家为所有者。本应在市场上充当裁判的中国政府兼任教练和运动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社会主义公有原则依然存在。

因此,对中国政府而言,主要产业的开放问题可能被视为威胁体制稳定的议题。与中国的FTA谈判很可能要在接受比任何国家都更长、更缺乏弹性的“保留项目”的前提下起步。美国已开始就中国政府向本国企业发放的新能源产业补贴发难,这实际上是要求开放这一未来增长动力领域市场的信号,韩国通商当局也有必要关注。

在FTA谈判中,中国政府凭借共产党领导原则,不受国内各派利益左右,从中长期国家利益角度展开了具有一贯性的谈判。然而据说中央政府签署的FTA条款却时常无法贯彻到地方各个经营现场。“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对策”正是中国的行政惯例。

须取得地方政府的履行承诺

但中国地方政府拥有行政能力,会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使严重损害对就业和税源贡献巨大的地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FTA规定形同虚设。司法机关的预算和人事权也被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掌控,因此即便想寻求司法裁断也难以如愿。

由于对华取得巨额贸易顺差,韩中FTA不可能一味推迟。但考虑到上述特殊性,谈判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反映国内以及在华韩国企业等的利益。鉴于东北亚通商环境急剧变化,也有必要考虑与日本协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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