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29

对“检察官侦查指挥权范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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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国务总理室提出的检警侦查权调整方案——要求警方将所有内部调查案件报告检方——争议正在扩大。韩国大执政党代表洪准杓也向李明博总统表达了"检方权限过度"的立场,并表示"已要求政府最终调整为由检方对警方内部调查进行事后控制的方向"。以下听取朴鲁燮、卢明善两位教授分别阐述警方与检方的立场。

● 朴鲁燮 翰林大学法行政学部教授

警方之辩

上命下服违背立宪民主主义

追究犯罪行为应作为警方独立业务

6月30日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3款,将检察官侦查指挥权的具体范围与方式委托由总统令规定。据此,总理室于24日预告立法方案,以便在修订刑事诉讼法施行的明年1月1日之前使总统令同步生效。

该方案共由107个条款构成,接纳了警方要求的异议申请权、释放指挥、废除侦查事务检查与指导、押送与拘提相关部分等。同时也接纳了检方为保障与强化侦查指挥权而要求的内容,包括含情报报告在内的内部调查案件指挥、面对面指挥、中止侦查移送命令,以及赋予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制定一般侦查准则与指针的权限等。

总理室立法预告方案被批评为使警方的侦查启动权与进行权形同虚设,导致检察官指挥权被强化,从而损害了修订刑事诉讼法的国会立法宗旨。因为它损害了承认司法警察为侦查主体的修订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2款,以及废除检察官与司法警察之间命令服从关系(检察厅法第53条)的宗旨。这是因为以在基于命令服从关系的司法警察官吏执务规则上增添新义务条款的"韩国法务部草案"作为讨论对象,未能正确反映出以制衡检察权为出发点的刑事诉讼法与检察厅法修订宗旨。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检察官与司法警察的关系源自上级与下属的特别权力关系。以此为依据,军队式的指挥官思维根深蒂固。但这已不再符合现代立宪民主主义国家理念。若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发挥的是抑制与控制司法警察正当意思表达的作用,则违背民主主义原则。因此,从侦查指挥权的解释与适用开始,就应契合民主主义法治国家理念。检方与警方的上命下服关系,应在与宪法、国家公务员法整体协调的同时,在保障司法警察侦查权的范围内有效且具体地加以解释,并将符合这一点的内容写入总统令。

第一,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的侦查指挥(裁量行为),即便检察官与司法警察属特殊身份关系,除宪法与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形外,也不能以侦查指挥权为由消灭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2款所保障的警方侦查义务。刑事诉讼法第196条第3款仅将有关检察官侦查指挥的内容委托给总统令。若将指挥权扩张至有关侦查的事项,则远超委托界限,违背宪法保障的法律主义原则。

第二,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包含内部调查在内的侦查概念、立案指挥、侦查事务的委任、移送命令等作出规定的总统令,超出了委托立法的界限。

第三,检察官侦查指挥的范围不得超出行政法上职务命令的界限。

第四,检察官侦查指挥的方式与范围,即便属可由总统令规定的事项,也应以合法性为中心加以限制。作为公益代言人,检察官应监督警方,保护无辜嫌疑人免受警方任意侦查之害。相反,检察官的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独占,在检察官直接侦查的情形下,存在为取得证明有罪所需的陈述而在嫌疑人讯问过程中滥用起诉裁量权、进行非法司法交易并获取虚假陈述的巨大风险。只要检察官以直接侦查为重心,就难以期待其作为法律守护者、真实发现者去指挥与控制警方侦查,并承担公审维持者的角色。因此,检察官宜仅在符合其公益代言人性质的范围内履行侦查业务及警方侦查管理职能,此外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宜作为警方的独立业务。

● 卢明善 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检方之辩

警方若要拥有独立侦查权

须尽快引入外部控制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警方侦查权规定:"侦查官、警务官、总警、警监、警卫作为司法警察官,应接受检察官指挥进行侦查"(第196条第1款)。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反映警方长期以来自主启动侦查的现实,在第196条第2款中明文规定"司法警察官在认识到存在犯罪嫌疑时,应启动侦查",以法律支撑侦查现实,同时又规定"所有"侦查均须接受检察官指挥,从而维持了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

只是,检察厅法第53条规定的司法警察官吏对检察官的命令服从义务条款,因被认为属旧时代思维而被删除,改为移入刑事诉讼法,以同条第3款"司法警察官吏在检察官作出指挥时应予遵从"的规定取代。

这在明文承认长期存在争议的警方自主侦查启动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这并非检警之间的"侦查权调整",而只是将"侦查现实"以明文加以法制化。将其解释为基本侦查结构或检察官为实现司法控制的指挥体系并未改变,是较为妥当的。

因此,不应将警方的自主侦查启动权理解为独立的固有权限,也不应解释为检察官的指挥权不及于立案之前的内部调查阶段。在有关犯罪事实的确认或情报收集等探索阶段,交由警方自主判断是可取的。但超出该阶段,当出现传唤嫌疑人或扣押、搜查等强制处分,即侦查机关以对外方式表明存在犯罪嫌疑的活动时,多数学说认为已着手侦查。因为对于以内部调查名义进行的警方不当侦查,检察官的侦查指挥也须以侦查指挥的形式进行,为保障人权的检察官指挥权才能收到实效。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收集的证据日后才能在法庭上具有证据能力,这也是检察官侦查指挥权的主要依据。

警方既已获得侦查启动的自主权限,就应尽快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并在中长期努力推进结构性内部改革。我国警察在结构上未区分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难以确保司法警察官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且未实现地方分权、不受居民监督,存在这些弱点。

检方也应克制在警方着手侦查之前阶段就索要具体案件报告,或如以往那样通过拘留所监察进行非正式案件指挥的想法。进而,为忠实履行人权保障职能,应尽可能克制直接侦查,转向指挥警方的方向。检察官越是直接介入侦查,就越难免疏于对警方不当侦查的制衡职能,并可能沦为包庇警方违法侦查的"上级警察"。

倘若警方想摆脱检方侦查指挥、拥有独立侦查权,就应尽快设立检察官以外的外部控制装置。日本警察在获得侦查权时,以地方分权为前提,将引入自治警察制、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离等警察制度的整体变革作为先决条件。

侦查结构与国民人权直接相关,因此在讨论侦查权调整时,应慎重审视检方对警方的指挥体系存在什么问题、通过新的制度变革能获得何种正面功能、是否存在弊害。检警侦查权调整,在上述作为问题点指出的警方民主化与分权化、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分离等结构性改革实现之后再讨论也不算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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