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成浩(左起)、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李承哲、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曹东根、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玄振权正在讨论激活投资的方案。/金东昊记者
[投资造就产业强国]要打造投资充沛的韩国 — 座谈会 中国已超越韩国……“该来的终究来了”“防备中国追赶固然重要,但首先要改变过度的反企业情绪”“立即废除落后于全球标准的监管” 主持=产业部副主任李圭真 sky@sed.co.kr 整理=金兴禄记者 rok@sed.co.kr 摄影=金东昊记者 dhkim@sed.co.kr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成浩(左起)、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李承哲、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曹东根、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玄振权正在讨论激活投资的方案。/金东昊记者
不能把两极分化等问题都归咎于大企业把降低法人税抹黑为“富人减税”也是错误的制造业需强化设计与客户服务才有胜算大胆挑战新事业……须具备企业家精神
专家们一致认为,要让企业激活投资,首先“必须消除习惯性地把就业、物价、两极分化等所有社会问题都归咎于大企业的反市场、反企业情绪”。他们指出,比起中国的追赶,内部的反市场、反企业情绪问题更大。
同时强调,“只存在于国内的‘加拉帕戈斯式监管’,即落后于全球标准的监管,无论理由如何都应废除”。对于把降低法人税抹黑为富人减税、从而削弱韩国全球竞争力的错误,也进行了强烈批评。
专家们还呼吁要有坚定决心:“即使企业、政府与社会投入全部资本,也绝不能把中国等主力市场让出去。”他们也一致认为,“大胆挑战新事业的企业家精神必须充分涌现”。
Seoul Economic Daily于29日邀请学界、财界及民间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以“要打造投资充沛的韩国”为主题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曹东根、亚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玄振权、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成浩、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务李承哲。
▦主持=中国的追赶日益猛烈。
▦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成浩=中国的产业成长已经超越韩国,正朝世界第一迈进。在韩国的主力产业领域,中国也在快速成长,预计5年内将构成严重威胁。太阳能光伏已占据世界一半以上,风电也是第一。并非只是价格便宜。在与韩国同等品质下,还有约30%的价格竞争力。在新事业方面,中国的竞争力反而更强。除了发达国家已构筑进入壁垒的既有产业之外,新事业领域中国处于最高水平,目前几乎看不到克服的办法。就连电视、智能手机这样的成品也占据内需市场60%以上,并以此为基础进军新兴国家市场。韩国出口的75%面向新兴市场,因此处于竞争关系。更大的问题是,所谓“汽车、化工、炼油”等国内出口主导产业对中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但韩国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却逐渐下降。韩国产品在中国总进口量中的比重2005年达到11.5%的顶点,去年降至9.9%。
▦明知大学教授曹东根=中国的另一潜力在于内需市场庞大。内需市场可作为进军海外前的试验场,从而降低出口产品的风险。韩国与中国的激战地是新兴国家,而韩国产品在中国比重下降,从试验场缩小和风险扩大的角度来看也是问题。
▦主持=韩国产业的现状如何?想知道是否做好了甩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准备。
▦全经联常务李承哲=首先,韩国产业的少子化、老龄化十分严重。目前国内十大出口品目成为十大产业已经过了26年。此外,三星集团、浦项集团等十大产业中各自第一名企业的平均年龄为53岁。企业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新企业涌现的良性循环没有出现。而且十大主力出口品目目前都是中国正在积极投资、追赶的品目。企业也应像100年前以化妆品公司起步、历经啤酒公司、最终转型为建筑重型设备企业的斗山集团那样迅速转身。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多元化至服务、医疗、游戏、娱乐、媒体等,而我们仍固化于以制造业为主。
▦曹教授=遗憾的是缺少速度经营与投资抢先。半导体在“胆小鬼游戏”局面中仍果断投资,结果成为世界第一。但随着财阀继承传至第二代、第三代,创业一代所具有的野性有所淡化。令所有人惊讶的投资与挑战正在减少。企业活动不是在图纸上执行的计划。投资并取得成功的过程中要经历无数艰难才能结出果实,而当下正缺乏企业家精神。
▦主持=韩国产业的未来战略应当如何?
▦李常务=缝制、服装、鞋类产业因人工费问题转移到了中国。但在这些产业中,缝纫人力的成本如今已不再重要,因为用粘合技术取代了缝纫。若以这类新技术提高制造基础的生产率,完全有胜算。尤其是,虽然对中国有诸多担忧,但企业活动是研发(R&D)、制造、设计、流通、客户管理等多个环节的结合。中国企业在制造上具备优势是事实,但其在流通、设计、客户管理上能否具备世界级竞争力则令人怀疑。仅凭制造一项,韩国企业没必要自己先害怕。耐克没有制造,苹果也没有。中国在产业领域中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攻击这些环节就有胜算。
▦曹教授=既有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固然必要,但现在也该思考国内主力产业的下一阶段了。虽说韩国造船业可凭钻井船领先,但中国很快也会造钻井船。中国绕过我们的主力产业,抢先占据风电、生物等新事业。我们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急需实际寻找新产业并迅速占领。
▦李研究员=国内产业发展史是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发挥高生产率而达到今天的位置。问题在于中国自2005年起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也在提高。我们抢先占据的产业尚能维持优势,但同样开始投入资源的领域中国已经领先。应对之道要从苹果式战略中寻找,意即要自主主导产业格局。与中国在同样的太阳电池、同样的风电上竞争会很吃力。不过,即便追求苹果那样的路径,也不能放弃包括当前中国市场在内的巨大主力市场。有人说中国追上来了,所以要转向高附加值,但事实上中国也在逐步走向高附加值产业。那么就可能落到不断向中国让出阵地、最终被淘汰的境地。目前国内最大出口市场是新兴市场,因此可以把中国不只当作低价市场,而是用作面向低价市场的研发市场。即使投入全部资本,也不能让出当下的大众市场。正面对抗有时是好办法。
▦曹教授=很多人把“苹果是创意、三星集团是制造”作为看法,但从哪家公司能克服自身弱点的角度看,三星集团其实并不容易对付。以制造业为基础这一点对企业有诸多有利之处,对国家而言也在创造就业上发挥巨大作用。制造是形成中产阶层的基础。既利用制造优势,又确保中国所不具备的高附加值部分,对企业和国家整体都是好事。对新种子事业的挑战也必不可少。即便既有产业实现高附加值化,正如中国避开我们抢占新位置一样,国内企业也需要这种大胆挑战。要以制造业技术优势为基础寻找新的饭碗。为此,企业现在必须接受开放与共享这一Web2.0式价值。要把过去对抗中国并获得成功的那种DNA移植到新时代,以硬件和软件这两个轮子前行。
▦主持=要打造产业强国,企业不仅要做设备投资,还要努力研发。实现“投资充沛的韩国”的先决课题是什么?
▦亚洲大学教授玄振权=事实上,在中国企业与国内企业的民间竞争中,经济规模、资源、成本等多方面的不利条件是无可奈何的部分。既然如此,在不利处境中重要的是企业家是否接受这种风险,也就是需要企业家精神。这是需要政策发挥作用的部分。现政府虽然标榜“亲企业”,但实际上推行了许多可能使企业家精神萎缩的政策。社会两极分化的论述就是代表性例子。这是向富人征税、向穷人提供福利的框架,而其中把企业放在富人一方,为化解两极分化而试图提高企业法人税。过去针对企业的法人税激励对国家经济的压缩式增长起了很大作用。尽管如此,如今“企业是富人,故应征税”的认识普遍化,反而成为民营企业参与世界竞争的障碍。
▦曹教授=比中国追赶更可怕的是内部的反市场、反企业情绪。反企业情绪过度,使企业难以经营自身价值与理念。激励、动机、制度这三大驱动企业的要素正在反企业情绪下崩塌。“汉江奇迹”也是因为有企业追求成功的动机以及支撑它的政策支持才成为可能。有人谈到三星集团时称,是国民拉动、社会推动才使其成为全球企业,倾向于不高度评价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但如果说是社会造就企业,那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应该出现更多全球企业吗?只要不承认冒险与善意的失败、不对成功给予事后补偿,反而认为企业引发社会结构性问题并因此导致他人失败,反企业情绪就不可能消失。
▦李常务=在国内,把社会上发生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大企业已成习惯。若就业有问题,海外会分析大学教育体系、产业结构变化等,而我国则说是大企业的问题。若物价上涨,海外会从利率政策和进口关税等多方面考察,而我国则说是大企业的问题,要求压低商品价格。两极分化严重也说是大企业的问题。说中小企业困难,就说是大企业没有推进共同成长所致,这种认识很危险。
▦玄教授=“两极分化”这一表述本身就含有无法融合的“划分界限”之意。极与极是斗争、对立的关系。把企业放在其中一极,使之成为打倒的对象。共同成长政策、内部交易输送等一切都是这种思维的延伸。政治人士和国民需要认识到企业是增长的核心,并从长远努力改变文化。
▦主持=李明博政府以“亲商”起步,但从执政后半期转向了“打压大企业”。
▦玄教授=政府干预民间的代表性监管就是税收。尤其对法人税存在一个代表性迷信,即认为通过法人税实现收入再分配。财政学教科书讲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法人税出自国民,因为股东就是国民。因此法人税上升,负担会转回消费者,这是财政学的基本常识。并不能靠法人税实现收入再分配。此外,虽然对降低法人税与投资之间的相关性有很多怀疑,但政策要看整体而非个别案例。降低法人税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会投资,但应以整体投资增加的大局来实施政策。尤其法人税在全球呈下调趋势,而我们却在上调,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不是谁掌握政权的问题,而是国家会否消失的问题。看与法人相关的制度,甚至让人感觉封闭经济又回来了。
▦李常务=只存在于国内的加拉帕戈斯式监管、落后于全球标准的监管,无论理由如何都应废除。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贸易依存度接近100%的情况下,原则上不应存在不符合标准的井底式监管。政策的重心也应是全体消费者与国民,而非特定利益集团。若部分企业群要求提高单价,那部分涨幅最终会转到消费者身上。
同时,政策效果有必要对准投资和就业。如果大企业与海外合作企业合作不受转承包法约束,那就没有理由与国内合作企业合作。结果政策反而带来减少国内投资与就业的恶性影响。
▦玄教授=不仅是法人税,废除临时投资税额抵扣也是问题。事实上,企业感受到的激励中,折旧或临时投资税额抵扣比法人税1~2%更大。投资就是把资本转化为就业。对内部交易输送课税也存在“惩一警百”式的过度之处。内部交易输送行为当然是错的,需要严格应对。但这本可适用MRFTA逐案处罚,而从税收角度进行一律课税,等于为捉几只臭虫而烧掉整间茅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