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投资机构高盛几年前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韩国的经济规模(GDP)到2025年将居世界第9位,人均国民收入将超过5万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升至世界第3位。到那时,韩国必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富裕发达国家。高盛高度评价韩国经济稳健的增长势头与活力,认为韩国正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
当时大多数韩国人对这一展望更多是感到困惑,而非认同。如今经济展望如何变化尚不可知,但这些年我们的社会也有了很大进步并实现了民主化。进步与民主化在我们社会中首先让populism扎下了根。加之今后在东北亚,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全面竞争体制越是加速,韩国就越有陷入夹心(nut cracker)困境之忧。尽管存在一些乐观预测,韩国经济由于劳动市场僵化、低出生率与老龄化、政治落后、populism扩大、社会整体出现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等,实现先进化恐怕绝非易事。
我国在过去50多年间成功实现了工业化与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各种名义和理由,政府对个人和企业经济活动的管制与干预日益增多。由于强调民主化,经济自由(economic freedom)相较民主化水平出现滞后。由于强调进步与民主化,我们社会陷入populism,经济自由被推到了后面。
经济自由指的是企业环境有多自由、多便利。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国民收入也高。今后韩国要实现经济发展与先进化,就必须在不逊于民主化、进步与福利的程度上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固然重要,自由同样可贵。
最近我们社会出现了强调共同增长、化解两极分化,而压抑个人自由与企业活动的倾向。然而经济自由恰恰是我们所追求的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经济自由拓宽个人选择空间,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与投资扩大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它减少经济活动中的腐败、低效与道德风险,带来希望与机会。经济自由本身重要,而且通过扩展政治自由、人权、言论等支撑民主主义的一切自由,成为实现先进社会的根基。换言之,在经济自由受限、贫困的社会中,政治自由、人权、言论自由等难以独立存续。
目前我国对个人与企业经济活动的政府管制和干预过多,以致无法摆脱经济萎靡。相对较高的税收与准税收等,限制了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的选择空间,并抑制交易。过度管制正是经济先进化的障碍,也是腐败与违规的温床。
劳动市场的僵化、非正规职等劳动市场两极分化以及青年失业问题,也是政府管制的产物。企业投资萎缩与全球服务产业的落后同样源于管制。如今我们社会动辄打出共同增长和亲民政策旗号,试图抑制民间自由经济活动与私有财产权等,这也是政府过度管制的一个侧面。
有一种说法:“拉美经济只在政府睡觉的夜里增长。”如果政府只把管制当作万能手段、一味横征暴敛,经济就无法摆脱萎靡,随之而来的不正与浪费也无法避免。为了让韩国经济实现先进化、成为东北亚经济枢纽,也应尽快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积极吸引国内企业与外国人投资。为此必须减少限制经济自由的政府管制与干预。我们扩大多少经济自由,先进化就会提前多少。在populism和左派仿佛时代精神般得势之际,这样的主张听来或许不合时宜,但越是如此,我们越应回归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