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家党议员郑斗彦主张对韩国富人征收“巴菲特税”,仅从内容看并无多少突破。作为对所得税适用最高税率标准的应税所得最高档,已连续10年停留在8000万韩元区间,与当下收入两极化严重的现实不符——这一主张包括大国家党经济通议员在内的学界也多有提及。与其他国家不同,韩国对股票转让差价大多不征所得税,导致股票投资者比工薪族缴税更少,这一指摘已有10多年之久。特别是当下,也需要就福利扩大进行坦率的财源筹措讨论。
问题在于方式。首先,郑议员隐去自己的实名,以匿名的大国家党党务人士名义主张“巴菲特税”,本身就不正当。因“党务人士”一词,外界曾以为这是党领导层的立场,但事实上只是有问题意识的郑议员恰好是党内智库汝矣岛研究所所长,领导层则持否定态度。
更大的问题是缺乏具体方案。究竟是只提高所得税应税档位,还是通过扩大金融所得综合课税对所有金融交易所得征税,不得而知。应像早已主张巴菲特税的民主劳动党那样,提出新设1亿2000万韩元以上档位、强化金融实名制以防高收入者逃税等内容。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不过是选举前的政治口号吧”(民劳党相关人士)这样的怀疑。
郑议员主张巴菲特税的灵感,来自中产阶层稳固的美国“大繁荣时代”(1945~1975年)的历史:当时高收入者缴纳最高接近70%的税,但由于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富人也分享到经济繁荣,因而并无不满。然而,目前郑议员提出的巴菲特税争论中,只有把富人当作敌人的笼统口号。加之郑议员还插手执政阵营人事革新等其他问题。“源自大国家党的巴菲特税主张”成功赢得了关注,但同时也形成了赞成与反对的对立阵线,使富有成效的讨论变得困难。包括郑议员在内的执政阵营革新派能否克服这一矛盾,令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