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韩国一位有力的总统参选人表示,在经济政策上将把就业率作为最优先指标。其方案是培育创造就业空间较大的服务业,以促进内需产业与就业创造。要缩小收入不平等、遏止两极化趋势,就必须创造岗位。然而,正如现政权一味追求增长率的政策对增加就业并未奏效一样,也须留意:被就业率提升这一指标所遮蔽,可能反而损害经济增长的基础。当今世界经济,仅靠增长无法带动就业,仅执着于就业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增长。当前世界经济所需要的是质的增长。不仅要追求指标上体现的增长,还要追求能够提升个人收入的增长,包括未来产业基础的营造、就业创造、收入分配等。以特定指标为中心,会使质的增长难以被准确衡量。应当均衡地管理能够衡量质的增长的多项指标。
即便看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也可以看出生产能力不够稳固会妨碍增长,而增长受阻最终将使就业增加变得困难。近数年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因个人收入减少而急剧下降。据美国联邦统计资料,自经济衰退开始的2007年12月至今年6月,计入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家庭收入减少了9.8%。在官方衰退期(2007年12月—2009年6月)下降3.2%,而此后至今年6月又下降了6.6%。此外,2007年12月为16.6周的平均失业期,到2009年延长至24.1周,此后到2011年9月更增加至40.5周,为60多年来最高。据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调查,失业率至少在2015年之前似乎都不会降至7%以下。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最强的美国经济为何如此无法创造就业、在高失业率中苦苦挣扎。第一,美国未能提升产业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虽然出现了iPhone、iPad、Twitter这样的创新产品,改变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但企业专注于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把生产基地设在海外,结果美国国内能够创造就业的生产基础停滞甚至倒退。过去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比19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都更为放缓。与此同时,教育停滞导致的熟练劳动力不足,成为生产能力增长的根本性障碍。直到1970年代,美国在教育上相比其他国家享有约30年以上的比较优势。但如今在数学、科学领域的教育上位居世界第48位。美国许多首席执行官声称,自家公司在墨西哥工厂的熟练人力比在美国工厂更多。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198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顶尖人才被金融与医疗产业吸收,制造业的人力结构因此恶化。特别是金融产业向那些本可创业或从事创新型制造业的人才提供无可比拟的高额年薪,使企业家精神显著减弱。
第二是创新停滞(Innovation Stagnation)。回顾美国经济,每逢经济衰退,都靠新产业的兴旺让经济复苏。1870年代是铁路建设,1920年代是汽车产业,大萧条时期是电视,以及尼龙的发明、冰箱和洗衣机的普及。最近的1990年代,则靠信息、互联网等的兴旺带动了经济增长。尽管信息产业出现创新性发展,但在机器人、新能源等许多产业,变革与创新的速度依然缓慢。在金融危机引发的衰退、欧元区债务危机等阴暗的世界经济环境下,要使美国经济复苏、就业增加,新产业的创新必须加快速度。为此,当前是重要节点:美国政界不应在党派利害之中只担忧债务危机、讨论紧缩,而应在民间部门支出不见增长的情况下,果断增加公共支出,以加快新产业的创新速度。
正如在生产能力与产业基础不断萎缩的美国经济中所看到的,以服务业为主的就业率提升难以带来质的增长。必须同时推进教育改革、生产能力提升、金融产业的健全培育,以及机器人、可再生能源、生物等新产业的创新性发展。
与失业率同样重要的是,住宅价格下跌会压抑消费者心理,导致消费减少,进而带来经济增长放缓与就业减少。应摆脱就业率这一指标的陷阱,细致观察实体经济的走势,适时推行均衡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