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超越单纯表象的利害得失,从强化国家竞争力的角度审视,批准案应尽快在国会通过
我方对美投资多于美方,ISD不会带来损害或主权侵害
中国低价商品将令中小企业等受损,中韩FTA需谨慎推进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迈向先进化道路所要通过的一道关口。”
6日,在与孙京植(见图)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的访谈中,韩美FTA成为重要话题。孙委员长表示:“与美国签署FTA将产生把我国经济提升一个层次的效果”,“希望韩美FTA批准案尽快在国会通过”。
兼任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的孙委员长,在韩美FTA谈判时期的2006年担任FTA民间对策委员会共同委员长,是对韩美FTA签署过程施加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孙委员长要求人们超越单纯表象的利害得失,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看待韩美FTA。他再三强调:“有必要从‘强化国家竞争力’这一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韩美FTA。”
同时,孙委员长解释说:“与美国签署FTA的国家,即便包括多边协定也只有20多个,我国能列入其中,说明韩国的地位提高了”,“(随着韩美FTA的签署)我们的经济版图也成为世界上最广阔的”。
对于近来围绕投资者—国家诉讼制度(ISD)的争议,他也强调:“我国企业进军海外的案例很多,尤其是对美国,反而是我方投资更多”,“(通过ISD)我们将获得与美国同样的权利,因此并不会蒙受损失或主权受到侵害”。
孙委员长一贯主张,FTA基本上应在协定双方“双赢(win-win)基础(互惠)”的状态下达成;他表示,从这一立场看,韩美FTA是在当事国能够双赢的条件下谈成的。
相反,他表示,依照同样的逻辑,对中韩FTA有必要慎重。孙委员长称:“如果中国的农产品等低价品目进入,可能给我国中小企业或农户带来困难”,“应寻找能让两国走向双赢基础的解决办法”。
与韩美FTA一同,孙委员长近来最大的关心事是创造就业岗位。事实上,8月孙委员长获任命后不久,在李明博总统主持的第26次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会议上,“为创造就业岗位的管制及制度改善方案”也被列入核心讨论议题。可以说,创造就业岗位是孙委员长就任后的首个待解课题。
据称,他近来无论是演讲还是走到哪里、见到哪家企业,都在强调创造就业岗位。孙委员长作为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也在利用全国8个人力开发院,亲自着手挖掘企业所需的人才形象。
他强调:“最近各国都在为经济数字化带来的无就业增长而苦恼”,“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需要集中于创造就业效果大的部门”。
孙委员长注意到,服务业比制造业、中小企业比大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需要活跃服务业部门,并营造不仅大企业、中小企业也能在经济中蓬勃成长的条件”,这就是他创造就业岗位的解法。
据此,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将以物流、旅游等服务业领域为重点,倾注政策力量改善不合理的管制。此外,还将改善过度的准入、营业管制等,以使有前景的中小企业能在现场扎根成长。
孙委员长主张,若是为了创造就业岗位,对近来引发争议的投资开放型医疗法人也需要开放的姿态。他表示:“如果允许开放型医疗法人,不仅医生,医院周边的酒店、餐厅等也会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如果想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就需要有理解并接纳这些的姿态”。
他似是觉得访谈内容不够,此后还亲手发来电子邮件,提出创造就业岗位的解法:▦活跃“工作匹配”(Job Matching,求职者与企业间一对一对接)项目及就业博览会、扩大职业培训等。
孙委员长是2008年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成立以来首位出身经营者(CEO)的委员长。如果说首任委员长、韩国贸易协会会长司空壹出身学界,第二任委员长、产银金融集团会长姜万洙出身官僚,二者都是李明博政府的经济导师,那么孙委员长是担任CEO职务已35年的经营者出身导师。
孙委员长表示:“总统任命经营者出身的我担任委员长,意在希望我站在政策需求者的立场,把现场的声音很好地反映到政策中”,“将通过与业界的座谈会等,找出现场实际遭遇的困难并持续努力积极加以化解”。此外,他还强调,将利用自2005年起担任已6年的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职务,“努力使通过大韩商工会议所反映上来的国内企业问题,能够通过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得到解决”。
国内企业最大的困难是各种政策管制。孙委员长也把“管制”列为我国国家竞争力方面最大的弱点。他强调:“政府制定某项管制时,当时自有其理由或价值,因此并非管制一概都是坏事”,但“有必要慎重比较实施管制所得的价值与解除管制所得的价值”。
孙委员长将“首都圈选址管制”列为最具代表性的管制。他说:“实际上,在首都圈拥有3万坪的企业(因业务扩张)需要进一步扩大工厂,却(因管制)无法做到,这类部分需要改善。”
相反,当被要求列出我国国家竞争力中最强之处时,孙委员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能力”。他举出近来在发达国家兴起的K-pop热潮为例,称这是我国国民的优秀性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市场整体获得认可的出色案例。孙委员长自1994年以来还担任国内第一大娱乐集团CJ集团会长职务,已达17年。
他说:“谁曾想过我国的年轻人会让纽约曼哈顿正中心为之沸腾”,“这是在发挥极大的能力”。同时他强调:“到目前为止我国只在硬件上具有优势,但我认为如今在软件方面也会崭露头角”,“没有道理说韩国不会很快出现史蒂夫·乔布斯”。他并表示,为此需要改善“教育质量”。他说:“如今我国的教育也需要能培养天才的教育”,“国民也应理解培养有天赋(才能)者的教育”。
记者就近来物价困境等恶化的民生经济的解决办法向他请教。他回答:“对物价影响很大的是农产品价格。有必要在农产品供需方面推行更具弹性的政策”,“目前复杂到约7个环节的流通结构也应精简,把流通成本降到最低”。
MB政府经济导师……仅现职就有18个的“多面手”
■孙京植委员长其人
孙京植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是一位仅现任职务就多达18个的多面手。
他除了以CJ集团会长和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的身份担当经济界领袖角色外,还担任税制发展审议委员长、消费者政策审议委员会委员、环境保全协会会长、农村之爱全民运动本部共同代表、韩国经营教育认证院理事长、统一顾问会议顾问、韩国外国人学校财团理事长、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委员、知识服务产业协议会会长、首尔大学发展基金发展委员会共同委员长等。
尤其是孙委员长已远超古稀之年,在我国经营者中被视为元老乃至领班人物。他比许昌秀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长大九岁,也比李健熙三星集团会长大三岁。正因为如此,他对国内企业也毫不犹豫地说出充满爱护之意的苦口良言。
当天的访谈中,对于部分大企业对政府共生发展(同伴成长)政策的反对,他表示:“政府与财界是合作对象,而非冲突对象”,“有分歧的部分应通过对话解决,若由此得出建设性结论,反而会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呼吁企业自省。
相反,对于政府为财政健全性而部分撤回减税的方针,他也站在企业一边,称:“通过降低税率提高企业活力,经济就会增长,由此扩大税源,最终能够增加更多税收”,“为提高政策的可信度,法人税也应按原定计划下调”。
对于国民的反企业情绪,他也没有惜言。
孙委员长诊断说:“在经历外汇危机的过程中,大企业的经营能力、透明性等成为争议焦点”,“此后国民对企业的评价变得更加严格”。他同意需要对企业进行建设性批评。但他担忧:“如果批评演变为反企业情绪,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进而导致我国经济成长潜力下降。”
同时,他向企业提出“践行伦理经营及守法经营”,向国民提出“对企业给予鼓励”。
孙委员长作为李总统的经济导师,正充当着我国经济的“门面”。
李明博政府成立的同时,他以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身份组建了“官民联合管制改革推进团”,至今已促成1500多件管制改善。作为税制发展审议委员长,他被评价为在改善家业继承扣除制度(对继承家业的企业给予税制优惠)、为长寿企业创造条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此外,2009年他成功举办了东盟各国首脑云集的“韩国—东盟CEO峰会”,还将3500名亚太地区零售商请到首尔,举办了被称为流通奥林匹克的“亚太零售商大会”。去年他担任“G20商业峰会”组委会委员长,在G20首脑会议期间邀请全球顶级CEO,积极宣传我国经济。
李总统对他的信任格外深厚,这在Seoul Economic Daily于9月27日起为期两天主办的首尔论坛上得到集中体现。李总统让孙委员长代读其亲自拟定的“2011首尔论坛”祝词,显示出对他一如既往的信任。
简历
▦1939年生于首尔 ▦1957年京畿高中 ▦1961年首尔大学法学系学士 ▦1968年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经营学硕士(取得MBA) ▦1987年首尔大学经营学院最高经营者课程 ▦1977年三星火灾代表理事社长 ▦1991年三星火灾代表理事副会长 ▦1994年起 CJ代表理事会长 ▦1995年起 CJ集团代表理事会长 ▦2005年起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 ▦2011年起 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