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互联网)、移动等数字技术变化之快令人目眩,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作曲家、作词家、唱片(音源)制作人、歌手、演奏者等音乐艺术从业者不得不同时思考艺术与生存。某电视台的《我是歌手》连日成为话题,类似节目也在播出,一般大众容易认为歌手或演奏者经济富裕,并由少数作曲家、作词家的著作权费加以一般化。但实情并非如此。
音源收益大部分归移动通信公司
音乐艺术从业者是生产、加工并在艺术上升华为搭载于技术与设备之上的无形财产——音乐内容的匠人。若没有他们的努力,技术和设备只是空心的饺子。要使优秀音乐内容不断产生,技术与内容必须共生,并对音乐(音源)权利人给予适当补偿。
韩国数字音乐市场以2003年为起点,与线下市场的差距不断拉大并高速增长,但现实是实际收益仅由移动通信运营商独占。与国外不同,它们垄断移动通信网,并积极收购唱片公司等,因此收益率高于其他国家。通信、内容提供商(CP)等参与流通过程的企业最多拿走约60%的收益,相较音源权利人所占份额极大。相反,美国是唱片策划公司拿走全部收益的50%至80%。
如此偏向移动通信运营商的韩国数字音乐市场收益分配,造成了著作者、表演者、制作者等音源权利人份额被忽视的结构性结果,给著作权带来严重问题。对音乐内容权利人吝啬的收益分配,似乎也与身为信息技术(IT)设备强国的韩国未能率先推出苹果iPhone这类产品有关。
现在来看音源权利人之间的分配是否适当。在数字音乐服务的权利人间收益分配中,歌手、演奏者等音乐表演者在各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我们为出演《我是歌手》的歌手狂热,但除少数例外,他们可能只是“饥饿的歌手”。
目前数字音乐服务的权利人间收益分配结构为:著作权人5%至10%,音乐表演者(歌手、演奏者)2.5%至5%,音源制作者25%至45%。其余归平台运营费、费用请求手续费、服务运营商利润、数字版权管理(DRM)许可费用、移动内容提供商手续费等。
问题在于,权利人相互之间分配比例差距的正当性与公平性受到质疑。一年支付给音乐表演者的补偿金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日本约为韩国(2009年为0.00026%)的4倍,德国约10倍,法国约7倍,瑞典约15倍,芬兰约18倍。
应提高著作权费分配透明度
韩国三大地面波电视台支付给音乐表演者的补偿金也仅为音乐著作权使用费的14%,只有日本(约25%)的一半水平。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音乐表演者比韩国的表演者受到更多保护;韩国的录音、广播技术以及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虽达发达国家水平,但对音乐表演者的补偿却十分薄弱。韩国音乐表演者可获得补偿金的范围有限,且按征收对象划分的费率也明显低于国外。
不仅在移动通信公司与音乐内容权利人之间,还要在音源权利人之间做到收益分配适当,并提高音乐著作权信托管理团体内部征收与分配的透明度,这才是同时促进数字技术与音乐内容发展的共生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