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30

[时论] 就业稳定,如今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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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重工事件成为拷问我国社会对裁员规范究竟为何的契机。既令人惊讶于劳工界绝不接受裁员的不妥协式僵硬态度,同时,在全国劳资双方、执政与在野党以及保守与进步团体把一个企业现场变成全国性斗争场的情况下,企业主仍坚称“裁员在法律上毫无问题”,其麻木程度也同样令人惊讶。

韩进重工劳资双方的战斗性态度确实有加剧问题的一面,但这本身并非此次事件的本质。韩进重工事件所拷问的是:在我国社会可以接受的裁员规范是什么。

裁员应是最后手段

此次交锋中显现出两种对立视角。有趣的是,两者都是进步阵营提出的问题。一种立场认为,劳工界不应无条件反对裁员,而应将其承认为一种市场制度,并就解雇条件采取协商姿态。但这有些老套陈旧。可称为“韩国式裁员”的名誉退休大多都经过劳资协商。协商破裂时,公司方最后的牌就是裁员,因此重新协商解雇条件的余地并不多。

相比之下,第二种主张——应修改劳动法以防止滥用裁员——更能反映时势。韩进重工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也是因为公司过去曾获得数千亿韩元收益、眼下并无倒闭风险,却被看作滥用裁员。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希望巴士”一方主张,应借此机会改变“即便是盈利企业,为引进技术和经营合理化而进行裁员也属正当”的法律依据。

但这似乎有些急躁。作为政治口号或许可行,但作为可实现的政策替代方案则说服力不足。自1996年以来,与裁员相关的法律修订始终伴随着超越劳资范围的政治漩涡。

解雇弹性曾一度被视为就业问题的根本处方而备受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和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就业战略,使“更自由的解雇可以解决失业问题”的信念在全世界扩散。我国也不例外,金泳三政府将其作为全球化改革的一环,金大中政府则以克服外汇危机为名义,努力扩大裁员自由。在大规模解雇恐惧达到顶点的1998年前后,金大中政府鼓励激进的结构调整,并率先高呼解雇越容易、就业才会增加。

但现实并未如此发展。即便克服外汇危机之后,企业仍极度不愿新增招聘,通过非正规职和厂内外包等方式将直接雇佣责任最小化。出口大企业的收益连日创下新高,但就业业绩却停滞不前。

比起扩大企业规模更看重盈利性的经营模式,已不是劳动法的问题。过去15年间政府曾试图以法律改变裁员规范,但劳动法始终未能超越既已确立的判例水平。

非正规职过多者应受到不利待遇

如果经营战略不改变,裁员规范也不会改变。让创造就业的业绩对企业社会声誉产生重大影响,或引入对创造就业的破格税额抵扣,会更为有效。还可以改变对雇佣调整业绩给予加分的公共机构评价方式,并对过度使用非正规职的企业在政府招标审查时给予不利待遇。

最重要的是需要全社会努力重新唤起就业稳定的价值。必须恢复这样的规范:裁员是经营失败,且应是为救活公司的最后手段。只相信金融市场对企业价值的评价而动辄进行雇佣调整的企业无法长久存活。有关就业保障的心理契约曾是我国企业的成功秘诀,至今也仍是全球一流企业吸引人才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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