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首尔市民和首尔教育界各位家庭。
今天,我想就去年教育监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事件报道表明我的基本立场。我是法学者,也是教育者。我从法律中学到了正当,从教育中学到了正直。正当与正直是我人生的指南针和引路人。人们常说选举是浑浊的,但正如我在讲堂上所教的那样,我忠实于法律与原则地推进了竞选的全过程。就相关事项,我简要说明几点。
第一,与朴明基教授的候选人单一化,是由民主进步阵营的调解和朴明基教授的决断所决定的,与任何代价无关,也没有任何相关谈话。
我在2009年6·2地方选举中由市民选出。当时民主进步阵营包括朴明基教授和我在内共有5人参加党内竞争,最终实现了以我为统一候选人,特别是与朴候选人在最后阶段的单一化,对我当选教育监起到了重要作用。朴明基教授也于5月19日在环境基金会瑞秋·卡森厅举行记者会宣布:“经与市民社会元老深思熟虑,决定从大局出发引退。”我在当选后也承诺通过政策联合,将朴明基教授的愿景与哲学反映到政策中。这完全出自市民社会元老们的调解以及朴明基候选人为民主进步阵营胜利而作出的决断。
虽然候选人单一化对我而言是迫切的目标,但我始终以正当和正直为铁则。为实现候选人单一化而进行幕后交易,是再明显不过的违规,与我一生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从本性上也不可能与我相合。我也对帮助我的竞选人员下了严令。因此我自信,选举中与我有关的违法和违规完全不存在。此后朴明基教授在选举中帮助了我,我也在选举前后多次向他表达谢意。
第二,我只是因为无法对朴明基教授的困难处境视而不见,才出于善意给予了支援。就任教育监后,我度过了非常忙碌的日子,几乎没有时间与周边人见面。期间我听说朴明基教授四处诉说自己的经济状况与处境之艰难。据说他在两次参选首尔市教育监的过程中背了很多债,因这些负债在经济上极为窘迫,甚至想到自杀。从朴教授的性格和当时情形看,我认为确实可能如此。我感到朴明基教授所处的状况绝不能拖延,十分紧迫。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对朴明基教授一直怀有歉意和感激之心。对同样怀抱同一未来、走在教育运动道路上的朴明基教授的境况,我不能装作不知。在这一背景下,我共向朴明基教授支援了2亿韩元。这确实是基于善意的钱。但若公开支援可能引起误解,因此通过与选举毫无关系、与我最要好的朋友转交。那位朋友也和我一样是坚守正义、原则与道德生活的人,如果这笔钱有问题,他绝不会答应我的请求。
我再次明确地说,我与朴明基候选人实现了彻底没有违规的候选人单一化,就任之后又在与选举无关的情况下,看到他的困窘处境而给予了善意支援。这应当被视为收买候选职位的行为吗?如果不加分辨地对待这两件事,或许会那样看。但法律是以分辨力为基础的。若把事情的差别模糊化,法律就会被扭曲或变得浑浊。
选举中为了公正必须不容许有对价的幕后交易,但选举之后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我认为,不能因为某人曾在选举中与自己关系密切,就永远对其困难处境视而不见。法律的特征与手段在于合法性,其目的则是有人性的幸福生活。若只强调合法性而丧失人情,社会就会变得无情,那连法律的一半都达不到。公权力应当挥动明确的剑。应当使用救人的剑,而不是杀人的剑。
我所学、所教的法,是有人情的法,也是合乎情理的法。这件事基于我整体人格的判断,对我而言是最好的处置。这是否构成犯罪、是否不当、是否可耻,我交由司法当局和国民判断。
关于法律适用的偏向性,我终究不能不说一句。自当选教育监至今,我的一举一动始终处于权力的监视和舆论的注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会疏于公私分辨,怎么会违法呢?这些事实恐怕检方也Asil得很清楚。
为什么我总是被持续监视?大概是因为所谓进步教育监、改革倾向人物这一理由。从这一点看,把此次事件视为反映政治意图的针对性调查也不会有错。我认为这是为了提高对检方的信任、使我们社会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而必须克服的旧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