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经营不良而关门的釜山储蓄银行草梁洞总行。关门已过数月,却依然如同战场。与已被出售或正在走出售程序的其他系列公司不同,釜山储蓄银行寸步未进。原因是数十名存款人占据了总行。静坐已超过100天。他们的要求始终如一:要求政府对5000万韩元以上存款和次级债全额补偿。
“人均5000万韩元存款保障”。这一制度是我们在经历外汇危机后自己制定的“金融不成文法则”。但在外汇危机发生13年后的今天,金融的基本正被无端践踏。比起金融产业的大原则,更容易被情绪化的诉求吸引目光,这就是韩国金融的现实。
我国金融产业面临过两次危机,也是两次机遇。1998年与2008年,以10年为周期到来的危机留下了许多教训。那就是“没有大到不能倒”“我的钱由我自己守护”这些最基础的道理。那是国民彼此约定的“信任产物”。
如此积累起来的宝贵原则正在崩塌。金融公司的账簿不可信,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困于“他们自己的联赛”,造成经营层空缺局面。监管当局的应对也让“外汇危机优等毕业生”的绰号显得苍白。金融公司仍困守井底,继续依赖存贷利差的“靠天吃饭”式经营。
在此情形下,新的危机正在逼近。专家们忠告,应在为时未晚之前恢复金融的信任,并绘制迈上新台阶的蓝图。金融研究院院长金泰俊要求:“由于关注点集中在克服危机上,金融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信任问题”,“金融公司应尽快推进能够恢复信任的方案”。
◇丢失的金融产业“基本”=金融产业以信任为生命。正如美国次贷危机所显示,一旦信任破裂,金融就会陷入恐慌。我国金融产业的信任水平如何?
遗憾的是,退步之势明显,用“逆流”来形容也不过分。
以储蓄银行大股东为象征的道德风险摧毁了金融产业的信任。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客户。每次当局检查,自有资本比率就下降数十个百分点的怪象,以及金融公司账簿不可信的现实,都不可能形成信任。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客户大声要求归还自己的钱,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仍有不可打破的原则。虽然情形令人惋惜,但连政界也出面表示要弥补5000万韩元以上超额部分的损失,这是在损害根本。
与高利率机构交易就必须承担相应风险,这一基本也被忽视。“高风险、高回报”原理是资本主义中通行的不变真理。
在当局指出家庭贷款过多后,一夜之间停止放贷的做法,直白地暴露了我国金融水平的寒酸。在挤兑面前毫无法律依据就关闸的道民储蓄银行,暴露了金融的落后性。
友利金融出售过程中不断动摇的原则、韩亚银行收购外换银行过程中官僚们表现出的“边良浩综合症”,显示出当局与金融公司之间的信任何其脆弱。因计算机系统被黑客入侵而接连泄露客户信息,同样是信任崩塌的现场。
◇须排斥金融政治化、强化CEO责任经营=当然也存在结构性局限。由于处于寡头垄断状态,给客户以信任、提升金融公司信誉方面被忽视了。
也有人指出问题在于人。体系已经具备,却未能妥善运行。结果,即便是拥有优良治理结构的控股公司,也出现了首席执行官(CEO)与外部董事勾结的事情。这正是要求确立CEO责任经营的呼声高涨的原因。汉城大学贸易学系教授金尚祖指出:“国内金融产业实际上是寡头垄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专注于自身利益而非客户或信任”,“应进一步强化CEO的责任经营义务”。
最需要阻断的是“金融政治化”。总统亲信占据金融公司要职,不仅是外部董事,连子公司的监事和高管也被空降安排,这已近乎惯例。一旦金融染上政治色彩,资金流向就会被扭曲。“以青瓦台为中心的有权势的政治集团把我国金融产业政治化了”,某商业银行行长的这番话令人切骨。
◇须绘制新的蓝图=要重拾信任,首先应提出新的蓝图,即重新搭建骨架。现任金融委员长金石东在担任金融监督委员会监督政策局长时期曾制定“蓝图”,展示了我国金融的未来。但也仅止于此。
如今的金融产业目标并不明确。友利金融民营化再次搁浅,连如何重组金融产业的讨论也消失了。因此国内银行的竞争力也停滞不前。规模最大的国民银行,无论10年前还是现在,都徘徊在世界第60~70位。
一旦绘出大蓝图,银行间的配对、国策金融机构重组等具体推进课题就会清晰浮现。培育世界级投资银行(IB)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解决“举手机器外部董事”问题的治理结构完善方案、黑客事件中暴露出的扩大CEO责任经营等同样重要。有观点认为需要一份涵盖上述全部内容的综合性金融产业发展方案,这一说法颇具说服力。在此之中,国民才会重新对金融产业抱有信任。这正是恢复信任的关键所在。
金融研究院研究委员徐炳浩表示:“由于没有原则,金融的信任被打破,外国投资者也心生不满”,“现在正是需要再次整修金融产业整体框架的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