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婪经营转向伦理经营,从资本的自由转向资本的责任,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转向共生繁荣的新市场经济,不是无就业的增长,而是岗位增加的增长……”这是李明博总统在8·15庆祝致辞中提出的“共生发展”的核心内容。虽然可以认同其宗旨,但担忧更多。原因有三。
第一,每一项都是艰难的课题。政策手段也不充分。若能哪怕部分实现,恐怕足以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和平奖。不仅如此。“在任何国家都未曾走过的路上,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索而找到的新资本主义”究竟可能吗?在进出口依存度高达110%的小规模开放经济格局之下,却要摸索韩国式资本主义,听起来更像是修辞。
混乱、不确定性与不信任
第二道墙是不确定性。一切都令人混乱。“MB经济学”消失了吗?政权的指向点、坐标在哪里也令人好奇。如果前任和前前任总统说了类似的话,恐怕早已被斥为“左派政策”而遭围攻,这些政策的方向性究竟在哪里?真的是左边吗?
从历史潮流来看,这一轮似乎会是左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在右边。在自由放任中反复出现萧条,1929年世界大萧条之后,潮流转向了左边。修正资本主义正是如此。提出理论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将其付诸政策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被企业家和金融家们骂作“赤色分子”。1960至1970年代各国经历滞胀局面,随之出现的是把一切交给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这相当于回到了右边,但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正走向终结,对新资本主义的摸索正如火如荼。
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在世界经济潮流经历右—左—右、再次向左倾斜之时,韩国可能被解读为比任何国家都更早打起了向左的转向灯。当然,如果能像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无论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样,用左派经济学的要素克服危机固然好,但韩国比谁都更快地转换方向这一点令人不安。政府的初期政策与共生发展也相互冲突。
第三是信任问题。每逢重要人事都看到假迁户口、未服兵役、投机嫌疑的国民,能相信从“贪婪走向伦理”的转变吗?
共生不仅难以跨越壁垒,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对作为抵御危机基础资产的财政健全性的追求值得肯定,但到2013年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过于吃力。若选择扩张性平衡,取消减税、新设税目或提高税率将不可避免,很可能引发税收抵抗。
企业投资萎缩之忧
共生的壁垒是眼前的现实。首先,企业正感到不安。在对大企业要求将增多的担忧之中,刺激企业的言论也接连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三代世袭说不过去(执政党议员)”“财阀若不清醒,强制推行共同增长的时候就会到来(共同增长委员会委员长郑云灿)”等言论便是如此。企业行为确有问题,但并无可以强制的手段。财产由子女继承也是资本主义的生理与优点。深受瑞典国民信赖的瓦伦堡集团已传承到第六代。不必要的刺激会打消企业的投资意愿。
希望共生不要沦为空洞的空话,但无数难题让人想起“无限=不能”这一公式。若不想被困在共生的壁垒之内,首先应消除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