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力士半导体出售相关记者恳谈会召开的11日。当天傍晚,金融当局与青瓦台的气氛颇不寻常。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家企业的出售,但青瓦台的气流也随之异常,自有其原因。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高层人士表示:“从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开始延续下来的矛盾积怨太深。企业方面的怨言太多。这次的问题只是化脓之后破了而已。”言下之意是,政策金融公社社长柳在汉实际上陷入了‘并购(M&A)陷阱’,背负了此前衍生出的‘业报’。
柳社长突然表明辞意,其意义远不止一家公社的首席执行官(CEO)离任。也就是说,有必要梳理所谓的‘柳在汉故事’。
柳社长在11日召开记者恳谈会后,见到报道便给记者打来电话。他一开口就提高声调要求更正:“不是20%以内,而是20%左右。”他称自己所说“招标说明书中写明须合并收购海力士的旧股与新股在20%以内”这一表述中的‘以内’有误,要求订正。尽管数十家媒体都对该发言作了重点报道,他仍然细致地监测了所有稿件。实际上在恳谈会上,他拿起铅笔,连溢价计算方法都写出来,说明比起旧股的收购规模,溢价总额才是最重要的标尺。这鲜明地显示出,在海力士出售中,买方与卖方,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何等尖锐。金融界一位人士表示:“据我所知,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出售当时,企业的不满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了青瓦台的政务、民情线。”他还说:“这次出售过程中产生的杂音也接连传到了青瓦台方面。”实际上就是被解职。
柳社长实际上在16日表明辞意,称“为平息传言而在11日召开的媒体恳谈会上,也未能消除外界的疑虑,我感到个人能力的局限”。他在海力士并购中追求的是公共资金回收最大化而非出售成功,但最终自己陷入了‘并购陷阱’。
柳社长与并购的孽缘要追溯到去年最大的事件——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出售。当时现代汽车集团集团会长郑梦九与现代集团会长玄贞恩围绕‘现代家’的正统性展开了殊死收购战,发生了足以留在并购史上的各种事件。
第一轮中,现代集团以5.5万亿韩元的收购金额击败报价5.1万亿韩元的现代汽车集团获胜。出售主管机构外汇银行于去年11月29日与现代集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但柳社长当天下午主动召开紧急记者会反对,称“在最终意见未协调一致的状态下签署了MOU”。他表示:“由于对现代集团提出的资金筹措方式存疑,已将提交相关凭证资料的要求写入MOU,若拒绝则可解除MOU。”现代集团反驳称“要求提交收购资金凭证资料在并购史上前所未有”,但仍提交了纳蒂克西斯银行贷款1.2万亿韩元的确认书。债权团再次要求提交贷款合同而非贷款确认书,现代集团最终拒绝,于是被剥夺了优先谈判对象地位。现代集团向法院提出禁令申请及诉讼,事件似将长期化。此时柳社长再次出面。他表示:“若现代集团撤回诉讼等,将出面调解,使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持有的现代商船持股出售给第三方,并将积极考虑返还履约保证金。”但双方均未接受。结果一个多月后,法院驳回了现代集团的禁令申请,债权团便将优先谈判对象地位授予现代汽车。
虽然并购历经波折得以收尾,但过程不顺,不仅市场,金融当局也明显面露不快。当时政府一位高层人士甚至直言不满:“把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的出售交给柳社长,他办不好,弄出了不体面的事。实在无法信任。”
金融界此次将柳社长表明辞意视为对其在Hyundai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与海力士并购过程中引发不体面问题的问责性人事,也是基于这一脉络。即在处理两桩市场高度关注的并购过程中滥生诉讼、怨言迸发,因此被追究责任。
金融界一位人士表示:“柳社长或许认为,既然是回收公共资金,就必须透明处理,但似乎忽略了并购的特性在于利益相关方的牵制极为激烈,过度的信息公开反而可能成为毒药。”他还说:“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首任CEO,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便被困于并购陷阱而落马,这一点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