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受日本老年人欢迎的东京丰岛区巢鸭商店街,高龄消费者正逛店闲步。
在东京繁华地段新宿的高岛屋百货食品卖场,老年人喜爱的高档羊羹和进口巧克力等被摆在卖场正中最醒目的位置。百货店里总是挤满衣着讲究的老年夫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块售价高达2000日元的高档羊羹,或从京都直送的高价小菜。
在全球最长寿的国家日本,无论走进哪家商店或餐厅,顾客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老年人。掏钱的也是他们。在日本,针对银发一代、不显山露水地推出商品与服务的所谓“隐形营销(stealth marketing)”热潮正在升温。甚至一家人聚餐时由70多岁的父母付账,也是常见景象。
工作了数十年的高龄层仅靠养老金就能维持一定程度的生活,而只能找到非正规岗位、实际上依赖父母养老金收入生活的三四十岁子女,在日本早已是常见的故事。一位在金融界工作了30多年后转往大学、明年即将退休的70岁老先生说:“加上企业年金,目前每年领取约600万日元(相当于8400万韩元)的养老金。”
近来因日元急剧升值而饱受出口竞争力削弱之苦的日本,正陷于只有老年层愿意掏钱的慢性“消费陷阱”。年轻人被沉重的税金和年金负担压得喘不过气,加之缺乏合适的工作岗位,连消费的念头都不敢有。曾热衷海外旅行的日本年轻人如今看来,和朋友一起去美国或欧洲已无异于画中之饼。失去未来梦想的年轻人未曾品尝过经济增长的甜美,被称为草食动物,并被指连整体经济的活力也在下降。
日本近来财政状况恶化,政策轨道已转向增加老年人负担的方向,但仍偏重于让老年层以最低负担享受福利待遇。
位于东京六本木的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教授岛崎谦治(56岁)强调:“老年人不仅人口比重高,投票参与率也高,占全体选民的比例超过30%”,“虽然以当下困难为由一再推迟,但偏重高龄层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的代际差距是严重问题。”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以2005年为准,70岁以上高龄层只缴纳了670万日元的年金保险费,就能领取5500万日元年金,相当于所缴金额的8.3倍。日本政府因财政负担引入了将每年年金增长率限制在物价上涨率或工资增长率之下的“宏观经济滑动”制度,但由于附加了物价下跌时不对年金适用下调率的但书条款,在持续通缩之中,该制度反而成为保障老年层年金收入的挡箭牌。
这份负担只能原封不动地落到年轻一代身上。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分析显示,当时未满20岁、1985年以后出生者,只能领取相当于年金保险费缴纳额2.3倍的年金。在金融危机正盛的2009年,在职劳动者因经济衰退平均工资被削减4%,而高龄层则因“滑动”制度领取了与以往相同的年金。在以少“负担”享受多“给付”的高龄者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只要无法摆脱顾及高龄者选票的政策,日本的财政就必然恶化,代际矛盾也只会加剧,结构已然如此。
东洋大学教授贺来景英强调:“把日本经济逼到如今境地的最糟政策,正是‘什么都不做’”,“因为顾虑选举,把增税和社会福利改革等该做的事推迟了20年,这才是最糟的populism。”
上月,由日本20至30多岁地方自治团体议员及研究员组成的“年轻人·政权公约制定委员会”发布了以年轻一代视角评价参议院公约的结果。他们在各政党公约中评价最高的政策,正是消费税增税。理由是,提高能让从年轻层到老年层公平增加负担的消费税率,是既化解代际差距又扩充财源的最佳办法。
企业也加入了主张增加高龄层负担的行列。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近来就政府的社会保障及税制改革,呼吁推迟公共年金开始支付的时点,并扩大对高龄者医疗保障制度的税金投入比重。经团联此前在今年年初也提出先将消费税上调至10%、再分阶段提高到10%后半区间的方案,主张必须防止日本经济因财政恶化而走向崩溃。
屡屡震动日本政坛的消费税争论,其中心也站着老年选民。历届政权为扩充财政而打出消费税上调牌时都在选举中惨败,原因就在于招致高龄选民的集体反弹。贺来教授说:“由于高龄选民增加,日本政策对老年层优厚是事实”,“也有人主张应保障年轻层每人1.5张投票权。”
立教大学媒体社会学系副教授逢坂岩指出:“要在选举中获胜就得聚焦老年层,但若考虑整个社会就必须考虑青年层”,“如今的结构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年轻层支撑着老年人宽裕的生活。”
为了无法再推迟的财源扩充,菅直人政权近来确定了将现行5%的消费税率在2015年之前上调至10%的方针。但国民对这一步能否真正实施也提出质疑。东京一位20多岁的上班族反问:“年轻人同样在工作,为什么却要少享受福利待遇?”“虽说要上调消费税,但真能给猫脖子挂上铃铛吗?”在顾忌高龄选民的政治人物“向日葵”式的阴影下艰难喘息的在职一代,对政治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