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09

“集团内部输送生意课税”,我们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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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于本月5日通过韩国税制研究院政策讨论会,公开了针对大企业“集中输送内部业务”的征税方案轮廓。政府正重点研究对股票价值增加部分或营业利润征收赠与税的方案,但也引发了违宪争议。以下听取专家意见。

● 韩相国 全北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

实际上成为无税财富世袭的手段

为实现公正社会应积极考虑

在克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的过程中,部分大企业以经营革新为名在集团内设立特定公司,负责物流、信息系统、MRO(零售性物资采购代理)等业务。在把集团内相关业务量集中输送给这些特殊关系企业的过程中,已超出经营革新的范畴,受益企业价值急剧上升,部分股东获得巨额股价上涨收益,导致财富在无税状态下实现世袭。

尽管2004年引入并实施了继承、赠与税完全概括主义,但特殊关系企业之间通过集中输送业务量而分配利益,属于与既有赠与不同的方式,实际上被用作无税世袭财富的手段。因此,在我们社会走向更加公正的过程中,有必要认真考虑征税方案。

虽然在继承、赠与税制中引入完全概括主义,大大拓宽了可征税的途径,但征税具有侵害个人财产的属性,因此要求严格遵守租税法律主义,据此要按个案征税,就必须具备课税要件(课税对象、纳税义务人、课税标准等)。

因此,有必要积极考虑在具备上述课税要件的前提下,对受益企业控股股东与特殊关系企业将货物或服务等业务量集中输送给受益企业所产生的利益征税。这将有助于提高税负公平性,并成为实现公正社会的一种方案。

课税对象将是通过集中输送业务而获益的受赠人,受赠人范围为持有受益企业持股超过一定比例者(受益企业的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亲属)。此外,应以受益企业每一会计年度的销售交易为基准,在与特殊关系企业的交易比例超过一定比例时征税。基于这样的课税对象与要件设计征税方案,可以得出以赠与税、所得税或法人税征税等方案。

赠与税征税方案是指,由于集中输送业务量使受益企业大股东获得的利益表现为股价上涨,故将股票价值上涨部分视为赠与予以征税。这可以对无税财富世袭进行较为彻底的征税。由于与特殊关系法人集中输送业务量所获利益表现为受益企业的营业利润,也可考虑对受益企业控股股东等课征赠与税。其优点是,无论股价是否下跌,只要产生税后营业利润即可征税。

所得税征税方案是指,由于特殊关系法人集中输送业务量所获利益表现为受益企业的营业利润,故以此为基准征税,但视为已向股东分红,课征加成后的分红所得税。其优点是可以与股票价值变动无关地计算视为分红的营业利润并征税。

法人税征税方案是指,以因特殊关系法人集中输送业务量而获益的受益企业每一会计年度的销售交易为基准,在与特殊关系企业的交易比例超过一定比例时征税。由于该方法与法人税法(第55条之2)对非营业用不动产加征法人税的方法相似,制度设计容易,且没有双重征税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考虑对提供业务量的企业在向受益企业集中输送业务中发生的部分费用不计入损金的方案。

上述各方案各有优缺点,因此要得出具体的征税方案并不容易。但有必要通过社会共识,寻求效果大而副作用小的合理征税方案。

● 裴相根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

对未实现利益征税有违宪之嫌

惩罚性继承税率也应大幅改善

针对大企业向关联公司集中输送业务的征税方案轮廓已经出台。在上周韩国税制研究院主办的讨论会上,提出了将集中输送业务视为大股东实际上的赠与行为,并以赠与税、所得税、法人税等征税的5种方案。参加讨论会的韩国企划财政部金炯敦局长表示“认同对集中输送业务征税的必要性,并将集中输送业务视为变相赠与行为”,由此看来,对因集中输送业务而增加的股票价值或营业利润课征赠与税的方案似乎较为有力。

然而,现行MRFTA规定,若集中输送业务以明显有利的条件交易而构成不当支援行为,则处以罚款。继承赠与税法规定,无偿或以高于、低于市价30%以上的价格交易时课征赠与税,而按市价交易则因缺乏依据而不征税。但政府的立场是,即使按市价交易,若交易量较大也视为实际上的赠与,并打着公正社会的旗号课征赠与税。

政府欲引入的赠与税征税方案问题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是,政府试图对继承赠与税法上并不属于赠与的事项课征赠与税。赠与被定义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无偿转移,或通过贡献增加他人财产价值”。

然而,集中输送业务是垂直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内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而采取的一般经营决策方式。集中输送业务并非只有一方获益,而是双方均获益的正常交易。因此,2007年韩国大法院也作出判决,认为仅仅集中输送业务量不能征税。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查指南也规定,即使业务量明显较多,只要具有提高效率的效果,也不视为不当支援行为。

此外,作为有力征税方案的“对股票价值增加部分课征赠与税”,尽管股价上涨有利率、汇率、经济景气等极为多样的原因,却试图仅以集中输送业务来解释。相关企业是否会认同令人怀疑。现实中,非上市公司甚至难以掌握股价。而且,对未实现利益征税、股票价值下跌时又无补偿方案,令人想起1990年引入后被判定违宪不一致的土地超额收益税。

其次,“对营业利润的征税方案”中,受益企业的营业利润与股东的赠与收益之间相关性极低,也不符合区分公司(营业利润)与股东的Commercial Act精神。甚至可能出现即使股票价值下跌,只要产生营业利润就必须缴纳赠与税的不合理情形。

既然集中输送业务是税法难以规制的事项,就没有理由硬要扭曲税法、以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相反,用Commercial Act、MRFTA、刑法等既有规定,对存在问题的情形进行选择性规制更为可取。修订后的Commercial Act规定,若将公司机会集中给予特定人,可追究董事责任并要求损害赔偿,并引入了强化董事与公司自我交易批准要件的规定。此外,MRFTA正在推进强化集中输送业务的信息披露等措施。而且,对赞成集中输送业务的董事,可依刑法的业务上背信罪或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予以处罚。

如果集中输送业务属于不当支援行为,现行法律已能加以制止,政府却甘冒违宪之嫌对未实现利益征税,这并不可取。从大局出发,现在正是应积极谋求划时代改善现行惩罚性继承税率、以避免引发企业变相继承争议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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