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国民情绪,对过去发生的输送生意也想课税。但从法理上看,这并非易事。”(政府高层人士)
随着政府将针对企业变通性输送生意的立法方案具体化,该法案能否追溯适用于过去的行为备受关注。
认为可以追溯适用的人士主张,至少可以回溯到2004年进行惩罚性课税。这是因为,自2004年起,遗产及赠与税法引入了“概括主义课税原则”,即即使法律条文未列举具体行为,只要实质上发生了赠与行为并产生所得,就可以课税。
民主劳动党代表李正姬方面指出:“尽管赠与税引入了概括主义原则,但至今未能对输送生意课税,是因为尚未制定具体的课税标准计算等基准”,“一旦具备课税标准计算等具体依据,也可以推进追溯课税”。
但税制专家大体上对追溯课税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分析认为,即便适用概括主义,若把时针拨回尚未制定具体课税标准的时点课税,可能产生善意的受害者,因此立法困难。
政府也对这种怀疑论表示认同。在输送生意课税本身存在违宪争议等风险的情况下,再推进追溯课税可能过头,这种负担感似乎也在起作用。不过,若无法追溯适用,可能招致“大鱼都跑了才撒网”的舆论逆风,政府似乎到最后仍在苦恼。
政府在追溯课税之外苦恼的另一个变量是双重、重复课税争议。其逻辑是,对企业而言,无论所得来源是否为输送生意,既然已就经营创造的收益缴纳了法人税,若再额外缴纳法人税,或对控股股东征收赠与税或所得税,结果就是双重税负。
不过税务专家解释,在计算课税标准的过程中,扣除已以法人税等形式承担的税额,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设计出办法。因此预计政府在寻求相关解决方案上也不会遇到太大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