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时免除制度与多元工会制度的实施,标志着1987年体制的终结。因为作为1987年体制收尾而达成一致的课题,至少在法制层面已经得到满足。
此外,1987年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由汇聚于民主劳总的工会劳动运动来代表。那是一场与民主化相等同的“战斗性实利主义”运动,凭借“先罢工、后交涉”战略,工会及工会干部不仅在法制上,也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取了实利。雇主被气势压制而采取回避式应对,政府则在政界风向中摇摆,随着IMF救助金融事态爆发,1987年体制似乎就此终结。然而以结构调整为代表的1997年体制,也因未能实际触动垄断寡占式工会体制和工会专职者薪酬,战斗性实利主义并未有所收敛。
随着那些迟迟未决的课题一并得到整理,如今伴随1987年体制的终结,战斗性实利主义也势必逐渐失去实质力量。这不仅因为继1987年体制之后又经1997年体制严酷考验而得到锤炼的雇主们的应对,以及历经曲折后就劳资关系确立了一贯政策基调的政府的应对,更重要的是战斗性实利主义自身带来的劳动运动内部危机。
应当认识到,多元工会制度实施后表面显现的脱离既有劳动团体现象,并非开端,而是接近尾声。
然而,尽管改革法制已经实施,产业现场仍残留着1987年体制的残余。因为劳资当事方尚未完全摆脱1987年体制的路径依赖。虽属部分,但劳动界为使整理1987年体制的改革法制本身流产而竭力挣扎,政界对此随声附和的情形直到最近仍可见到。实施之后,这些方面不但无一清算守旧行为或加以反省,反而显露出窥伺反转机会的迹象。在他们未明确承认改革“不可逆”并为改革法制的落地出力的情况下,宣布1987年体制的终结可能为时过早。
雇主方面虽属部分,但比起正面解决问题,仍未摆脱以回避方式绕开法制的惯性,这也是事实。典型事例便是滥用非正规职并回避保护。现实是,缓解内部劳动市场压力的努力被搁置,而以厂内分包等方式回避,致使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更加深化。对于法院认定为非法派遣的裁定,不立即接受并纠正,而是拖入法理争讼一味死扛,只会延缓1987年体制的实质终结。
不遵守法律程序、动员物理与政治压力以达成自身目的的惰性,在部分运动圈和劳动界亦依然存在。已经演变为政争的整理解雇事件,可以说也源于劳资双方的死扛,从目前的发展过程看,法律程序被完全无视,情形令人痛心。高级公职人员糊里糊涂的言行以及政界“节制与均衡”的缺失,也被认为进一步恶化了问题。这些都是应予清算的1987年体制的负面残余。
为彻底终结1987年体制,首先必须做到遵守法律与原则。否则,1987年体制的负面残余将不仅成为我国劳资关系、也成为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障碍,并在各处冒出来。那将不只是劳资当事方,而是我们所有人的不幸。
从现在起,不仅是劳资关系主体,我们社会的所有群体都应抛弃“成群便可蛮干”的惰性。唯有在法律与原则的基础上确立1987年体制之后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愿景,并共同参与开启相应劳资关系新局面的努力,1987年体制才能真正被“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