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资本主义的强有力原则之一是“让所有者作决定”。因为如果所有权的保障与决定权得不到担保,资本主义既无法成立也无法运作。股东是企业的主人、保障其作为所有权人行使权利,也正是以这一原则为基础。
围绕以庞大资金成为股市大户的韩国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问题,争论正在升温。回过头看,承担着大多数国民养老生活的国民年金规模已膨胀到可列入世界四大年金之列。截至去年年末,基金规模已超过300万亿韩元,按此势头,预计不久将跃升至世界第三。近几年收益率高达两位数,运作能力也大幅提升。
股市大户国民年金
过去连国债收益率都无法超越的收益率之所以如此提高,是因为基金运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过去被视为风险资产的股票比重大幅提高。运作实力提升到能够走出狭小的国内市场、以全球市场为舞台发掘投资对象并权衡是否投资,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变化。
在此过程中,国民年金已成为许多企业具有实质意义的大股东。据公团介绍,上市企业中国民年金为第一大股东的大企业包括浦项集团等共达7家,为第二大股东的企业有7家。持股5%以上的企业多达155家,大多为优质大企业。值得关注的是,今后基金运作中股票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国民年金成为实质性股东的企业将越来越多。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为何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会成为问题。对此似乎难以一言概之。大致可以归结为与企业和政府关系相关的韩国特殊性。直白地说,反对逻辑的核心在于,难以排除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成为政府或政治权力对民营企业施加影响力的手段的可能性。事实上,鉴于对作为公共年金的国民年金的人事权与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一指摘颇具说服力。政府行使影响力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政府可能拥有与民营企业界中股东判断标准即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同的判断标准。如果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的原则与标准如同民间股东一样在于收益最大化与提升企业价值,那就不存在问题。因为这将形成企业价值提高、国民年金收益率也提高的双赢局面。
问题在于,在政府与大企业之间摩擦或矛盾常态化的我国环境中,无法保证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真正基于经济逻辑独立进行。
非所有者而是管理者的局限
在政府与大企业关系不睦之时由政府方面提出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方案这一事实,放大了上述担忧。虽然会因行使股东权的方式而异,但如果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脱离经济逻辑,不无可能使企业经营陷入混乱,并给国民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另一个问题是,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只是受托管理属于国民资金的基金的管理者,而非所有者,因此无法摆脱代理人问题。与行使股东权相关的专业性问题、侵犯营业秘密问题,以及对年金社会主义副作用的担忧,均源于此。
正因如此,在独立性、可信性、透明性等缺乏确切保障的状态下,国民年金行使股东权可能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这一指摘听来颇具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