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6

[投稿] 法国、德国的选择与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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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刚结束时,法律对科学技术的管控与介入并未给予特别关注。然而,随着高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大量制造出大规模风险,法律也逐步加强了对科学技术领域的管控。

泰坦尼克号沉没后,随之出台了旨在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立法措施;1989年油轮埃克森·瓦尔迪兹号在阿拉斯加海峡搁浅、原油大量泄漏后,又制定了强制要求油轮采用双层船体结构建造的国际规范。

日本核电事故使相关法律修订不可避免

在核能领域,1979年美国三哩岛(TMI)核电站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也促使各类保障安全的立法措施不断强化。在仅检查是否满足设计基准所要求的安全规制条件与程序的确定论安全性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开发并引入对核电站运行及事故履历、症状进行综合分析评价以防止事故的概率论安全性解析方法,这些内容都被反映到原子能法中。

在技术层面,一方面推进将已验证技术嫁接到在建核电站、逐步提高反应堆系统可靠性的次世代反应堆开发努力,另一方面推进大幅简化系统、利用自然现象应对事故从而无需外部驱动力的次次世代反应堆开发努力。

3月由自然灾害海啸引发的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在发生原因、受害形态、规模等方面与过去的核电事故显示出相当不同的面貌。由此,如何强化对核能风险的法律规制并将其反映到修订后的原子能法等之中,成为法学界的主要关注点。2日在高丽大学仁村纪念馆还举行了相关学术大会。

迄今为止,国内外各国在评估核能风险时,均以同一厂址不会发生一座以上核电机组事故为前提,并根据本国实情制定相应规定。然而福岛核电事故打破了这一前提,各国核能相关法律与国际公约不得不进行划时代的修订。具体而言,规定核能安全规制要件的原子能法必须强化针对自然灾害的安全对策,核损害赔偿法则不可避免地要大幅扩大赔偿规模。核电事故发生时的放射能防灾对策也将朝着强化专业性的方向修订,核能相关各类国际公约预计也会与之同步推进改编工作。

这是经常见到的情形:每当发生核电事故,废除核电论或其支流主张便会抬头。福岛核电事故也是如此。但是,本着能够控制核能风险的信念而更加大力推进核能产业培育的法国,与出于维持政权层面迎合一般市民的反核情绪、宣布放弃核电的德国政府,其应对形成了鲜明对照。

需要承受风险的意志

只要运行核电站,“风险为零”便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社会必须判断能否预测核能风险,并在可预测范围内控制核能风险。福岛核电事故之后的核能相关法律修订问题,只能以对核能风险的评估为前提。

因此,如果预测核能风险是可控的,我国也应像法国那样承受风险。近来军纪事故频发。但正如不能因此禁止向士兵发放枪械一样,我们社会若要引领并创造新的核能时代,就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国民承受可预测核能风险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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