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制宪宪法的俞镇午博士在1980年出版的《宪法起草回忆录》中坦言:"关于国家财政,我深感自己知识不足。"俞博士对民主主义和内阁责任制抱有坚定信念,但对承载国民意志的财政民主主义基本框架,却未能拥有充分的知识。俞博士起草的制宪宪法,除部分条款外,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日本宪法的财政条款。内阁责任制下行政部门的财政权限较强,其中日本式财政制度的行政部门财政权限尤其强大。
预算不执行宜事先获批准
结果,我国虽采用行政与立法权力分立的总统制,却赋予行政部门极为强大的财政权限。为了切实承载国民对财政运作的意愿,国会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应如何设定?在迎送第63个制宪节之际,笔者思考这一根本性疑问。
首先,在预算过程的第一阶段即预算编制中,由行政部门拥有独占性权限较为可取。行政部门主导预算编制的必要性,应与总统制或内阁责任制这一权力结构无关地得到认可。因为明确赋予行政部门财政运作责任,可避免责任分散与转嫁。正如法国第四共和国以及1921年以前美国的经验所显示,若由议会主导预算编制,财政只能走向散漫与无节制。
第二阶段的预算批准,是赋予已编制预算案法律效力的过程,本质上属于议会职能。在预算批准过程中修改行政部门预算案的范围,取决于将预算批准与否视为对行政部门不信任的程度。在重视议会对行政部门信任的内阁责任制下,议会修改预算的范围只能较小。相反,在不将议会修改政府预算案视为对行政部门不信任、且总统任期与议会信任无关而得到保障的总统制下,议会修改预算案的范围相对较大。美国对议会修改预算案的范围不设任何限制,但多数采用总统制的国家对议会的修改范围设有一定限制。
第三阶段的预算执行,理所当然应属行政部门的权限。不过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行政部门是否有义务必须执行议会批准的预算?"在内阁责任制国家,预算项目仅意味着"可以进行支出",并不意味着必须进行支出。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也采纳了这种见解,即行政部门不执行预算时,须事先获得议会的批准。
在最后阶段的事后检查与评价中,需要议会发挥主导且积极的作用。正如许多发达国家的事例所示,在决算审查过程中,议会应彻底检查预算项目和计划的执行效果如何。在多数英国式内阁责任制国家,设有由野党推选委员长的公共会计委员会,对政策的有效性、效率性、合法性等执行方式进行检验。若我国引入此类制度,将实现常态化的国政监查。
国会值得设立公共会计委员会
近来我国社会围绕免费供餐、免费保育、免费医疗以及半价学费等财政运作的国民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此外,不久前国会议长朴熙太在就任一周年记者会上主张,应将行政部门的预算编制权收归国会。为实现民主的财政运作而重新设定行政与立法部门的关系,正成为我们时代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