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根据李明博总统的公正社会论而出现的“输送业务量”课税第一号法案已初现轮廓。民主劳动党代表李正姬即将提出的该法案与政府及大国家党的构想存在较大差异,但因首次提出了争议正酣的课税对象与课税方式而受到关注。
对输送业务量课税自参与政府时期起便有讨论,后不了了之,进入李明博政府后再度成为公共议题。今年3月在李总统主持下召开的“公正社会推进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政府对输送业务量的课税方针后,政府于5月底以韩国企划财政部为中心组建了专门工作组(TF),并以8月底发布为目标启动相关立法工作,但至今没有明显进展。政府正为课税对象的范围划定而苦恼。
事实上,依照现行法人税法或赠与税法,企业以“显著”低于或高于行情价(正常价格)的价格、或无偿输送业务量时,也可课税,因为这被视为“不当价格”。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对此亦可认定为不当内部交易并课征罚款。
围绕输送业务量课税的最大法理争议,并非不当价格,而是以接近行情的正常价格输送业务量时,能否将其视为不当交易并课征惩罚性税收。据悉,政府TF对此尚未找到答案。赠与税、继承税最高税率达50%,远重于法人税。政府的苦恼也正在此处:扩大课税对象会招致大企业反弹和法律争议,而缩小范围又会被批评缺乏实效性。
在此期间,李代表率先亮剑。其主张是,若将对输送业务量课征赠与税的标准定为业务量的“数量”而非“价格”,问题就能简单解决。即企业向所有人等特殊关系人持股30%以上的企业输送的业务量,占该企业当年销售额30%以上时,才课征赠与税。其主张还称,公平交易法中亦适用这样的概念——即便交易价格与正常价格无差异,过度输送业务量本身即为不当行为,因此可将该概念适用于赠与税。
赠与税法能否溯及适用也争议不断。
李代表方面认为,赠与税法修正案若在国会通过,可对2004年以后发生的输送业务量行为溯及课税。因为自2004年起,赠与税法引入了“税收概括主义”,即对实质性赠与行为,无论形式如何均可课税。因此其主张,若像因输送业务量而受益的代表性企业Glovis那样的案例属于实质性赠与行为,便可追溯课征赠与税。
但税界部分人士对溯及适用提出违宪可能性,称“对课税立法条款尚未明文化时期的利益,通过制定新法条来征税,存在侵害财产权的问题”。还可能出现重复课税。此外,能否将“不当数量”而非“不当价格”的概念适用于赠与税,预计也将引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