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6岁。从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长,到李明博总统的经济特别助理。兼任产业银行行长的产银控股董事长姜万洙是韩国经济的活历史,也是近几年至少在经济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他线条粗放的政策曾整体改变韩国经济的大方向,市场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世人对“姜万洙”这个名字的好恶泾渭分明,但他抛出的每一句话中确实都包含着对国家的理念。
然而这样的他近来紧闭其口。沉默到用“闭门不出”来形容也不为过。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29日截止的友利金融控股民营化一事上受到了太深的伤害。在投标截止前一天的28日,记者前往汝矣岛办公室好不容易见到他时,姜董事长也非常惜言。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话被曲解,再引来另一番揣测。可见姜董事长有多么疲惫和吃力。
他艰难说出的每一句话中,都浓浓地透出对过去数月时间的遗憾。
“产银控股收购友利金融最终未能成功。这将成为韩国经济长久以来的遗憾之处。”
这句简短的发言中,浓缩了数月来他在友利金融收购战中所遭遇的全部情形。
特别是当他提到“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也评价说这是一幅很好的图景”时,他脸上瞬间掠过的“叹息”让人自然感受到。本可成为韩国金融产业发展的良机,最终却因“为反对而反对”而落空,这样的意思从他的表情中可以读出。
产业银行一位高层人士的话,部分地传达出姜董事长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
“反对的人并不是拿着为什么反对、替代方案又是什么等具体依据来反对的。只是因为‘是姜万洙董事长’,仅此而已。趋势就那样发展下去了。政府也顾及这种气氛,最终作出了结论。据我所知,(姜董事长)对此深感遗憾。”意思是在没能展开像样的论辩的情况下就这样告终了。
姜董事长首先表示,对产银控股收购友利金融控股持赞成态度的人也很多。他说“具体就不说了,已经结束的事情……”,但还是隐约传达出,友利金融内部的核心人力中也有不少赞成意见。
理由在于协同效应之大。产银控股与友利金融控股的营业领域重叠之处较少,因此并购(M&A)后结构调整的负担也小。此外,对于分行不多的产业银行而言,可以吸收友利银行的网点,从而一举壮大到可与国内最大规模银行相媲美的程度。
姜董事长表示:“产业银行每年能够开设的分行数量仅有20家”,“要把分行增加到1000家需要50年。能具备竞争力吗?”而且,目前约85%的资金筹措依靠发行产业金融债券,即便为了产银控股的民营化,也需要扩充存款基础,这就是其逻辑。产业银行高层人士解释称:“两家金融控股的合并,是同时抓住‘产银控股民营化’和‘友利金融控股出售’两只兔子的一张牌。”
姜董事长表示,在推进收购友利金融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毫无根据的中伤、误解与扭曲。一直平静交谈的姜董事长在这部分也一度语气激动。姜董事长从担任企划财政部长官时期起,工作风格就是“直线型”。没有背后的政务性政策协调等迂回。因此他与野党等政界进行过无数次论辩。
姜董事长表示:“围绕政策,反对意见和论辩再多都可以”,但“即便如此,也不该中伤到人身上吧?”
他说友利金融一事也与此类似。“我感受到‘真是有很多邪恶的人’。”意思是排除事实与逻辑,只有不负责任的人身攻击。
姜董事长解释称:“外界都说是我比政府先行策划并推进收购友利金融,这是100%错误的。”他强调:“我只是一个管理者。政府走在前面,我只是跟在后面。”但他说,政界等却把事情渲染成好像姜董事长担任主角、韩国金融委员会等政府是配角。当然,关于产银控股推进收购友利金融控股的过程,他并未具体讲述。他只是说:“到时候可以详细公开这一过程。”
对于在友利金融控股收购争议过程中,友利金融控股董事长李八成对姜董事长进行反驳一事,他流露出失望之情。姜董事长表示:“产银控股是否参与友利金融控股的投标,是由政府部门金融委员会决定的事项。我的意见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参考事项,我在法律上与此事毫无关系。没有理由来反驳我。”姜董事长进一步解释称:“(对于收购友利金融)我一直说自己不是应答的立场,也没有权限。我说过‘即便有异见,也只是传达意见的演员’。可友利金融却制作反驳资料四处散发。”意思是反驳的对象错了。
在韩亚金融控股与外换银行的收购作业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对于“产银控股是否有意收购”的提问,他只表示:“(韩亚控股与外换银行的)交易正在进行中。而且所有决定都由政府作出。”看来是要防止不必要的争议扩大。这也意味着伤口有多深。有说法称,产银控股去年曾试探收购外换银行,但因当局反对而未果。
转换方向,记者询问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虽已离开长官职位,但他对几项经济政策的视角十分明确。特别是近来政府政策集中于物价对策,他强调“增长”的重要性。
姜董事长表示:“比起物价,增长依然重要”,“没有增长就不可能创造就业。”他以失业者问题作为需要增长的理由。从国家角度看,失业者是社会弱者,而在职者相对是强者,国家推出照顾弱者即失业者的政策才是可取的,这是他的解读。他向记者反问:“如果让失业者在‘物价’和‘岗位’之间选择,他们会选哪一个?”随后解释称:“所有人都会选岗位。所以增长才重要。”当然他也加了前提:“物价不能太高。”但他表示:“不能为了抑制物价而放弃增长”,“人们称我为‘增长论者’,但这是为社会弱者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