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22

[松岘专栏]应以此为金融监管改革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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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银行的不良与违规问题,充分暴露了韩国金融政策与监管的结构性弊端和落后惯例。外汇危机以来,我们为金融结构调整和确保透明度倾注心血,如今却仍停留在这种水平,不禁令人反思。

我们一直宣传称,韩国率先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并作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为世界金融秩序与市场稳定发挥了领导作用。然而,在国内却发生了最具落后国家特征的、规模达数十万亿韩元的全面金融不良与违规行为,而且长期以来监督职能未能正常运转,这又如何向外国投资者解释?

针对负有首要监管责任的韩国金融监督院,延长再就业限制期、扩大财产登记职员范围、废除推荐监事惯例等改善措施层出不穷。但这些能否成为根本解决之道令人怀疑。与阵雨式对策相比,更应着眼于根本问题,即建立能让运用制度的人忠实履行本职工作的机制,并朝着信赖该机制的方向前进。自上而下(top down)的改革,与由执行监管业务的一线自身主导变化的自下而上(bottom up)的改革,必须同时推进。

自上而下的改革,应从消除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可能性、恢复制衡职能开始。培育金融产业的政策职能,与通过确保金融机构稳健性来追求金融市场稳定的监管职能,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不应把承担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督院置于同时主管政策与监管的金融监督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地位。同时,把保护消费者、投资者等市场参与者的职能从金融监督院中分离出来,也值得考虑。

比体制或制度改革更重要的,是为运用制度的人创造能够忠实履行本职使命的环境。核心在于把实质性的人事权归还给直属上司(Immediate Supervisor)。如果直属人事权者只充当更有权势者的传声筒而无法行使权限,组织秩序就无法建立,本职工作也难以正常履行。

笔者过去30年在纽约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为美国各机构从事审计与咨询业务,其间体会之一便是:切实维护直属上司人事权的文化,正是美国组织的秩序所在与力量之源。表面上看美国的组织自由而无序,但由于存在一种风气——上位者本人会以无合理理由越权干预人事为耻——因此在自由的氛围中仍能保持秩序。

落后惯例的根源,在于有权势者对人事权的越权干预。连自己手中的人事权都无法行使,又如何能凭信念处理其他事务?

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变化,即金融监督院的一线职员从自身做起,尊重自己的职责、培养专业性并主导改革。再清澈的水一旦停滞也会腐败,金融监督院也应灵活运用人事制度,营造使外部专业人才能够进入并安心扎根的文化。同时,再就业限制制度也应摆脱一味限制的做法,为内部有能力的人力资源走向外部机构、作为金融监管专家持续发展职业生涯创造环境。当职员能看到未来的职业规划与发展轨道时,就会带着自身愿景,不滥用手中的力量(监管权),而将其用于建设性的方向。没有愿景的力量会破坏周围,最终也会摧毁自己。制度的补充与完善固然重要,但如今应转向一种既相信制度、也能信任并托付给运用制度的人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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