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3

[时论]韩国国民年金的危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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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以看似合理的理由开始的事情,最终导致惨痛结果的情况很多。因此,结果不明确的事情必须慎重。

大企业的治理结构并非没有问题。没有人反对改善治理结构。但韩国国民年金要通过行使所持股票的表决权来改善大企业治理结构,会引发更大的问题。这可能拉低年金的收益率,危及国民的老年生活。由于事关众多国民的老年生活,必须慎重。

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年金的“治理结构”比大企业更不透明。国民年金的主人是从不足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缴纳保险费的国民。他们几乎无法参与国民年金的运作。包括此次事件在内,从未征询过参保人的意见。而且即便不满意,也无法把钱取出。

相比之下,国民年金运作者的出资持股比例不足基金的千万分之一。即便因他们的错误投资使国民受损,也无法追究责任。若把运作委托给专业投资公司,问题会减少,但从美国的案例看,收益率并未改善。

美国的机构投资者自1985年以来一直积极行使表决权。因为当时有很多主张认为,为委托资金的投资者积极行使委托投票权是管理者的注意义务。

此后,对机构投资者干预主义所带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大量涌现。全面梳理这些研究的吉兰与斯塔克斯(《股东干预主义的演变》,2009年)得出结论:机构投资者积极行使委托投票权,对企业业绩几乎没有影响。虽然会暂时影响股价,但没有证据表明会长期影响企业业绩。

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的干预主义也并非没有负面效果。在机构投资者追求短期收益的压力下,企业投资转向消极。企业分拆增加,合资投资增多。而可能带来风险的投资则减少了。

比他们更早,按年金所有形态比较投资业绩的沃伊德克(《监督代理人的代理人》,2002年)指出,公共基金的委托投票对企业业绩具有负面影响。

民间年金的委托投票对企业价值有正面效果,但针对特定企业的公共年金则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作者指出,这与公共基金管理者更多受政治或社会影响、而非受企业绩效驱动的观点一致。

当然,机构投资者的干预主义也不是没有改善年金业绩的案例。研究英国电信公司年金的贝赫特(《股东干预主义的收益》,2009年)指出,干预主义取得了不小的收益。

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管理这些基金的赫尔墨斯投资公司能够通过与企业经营层的沟通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大概是因为通过与经营层的对话理解了企业现实,并找到了改善企业业绩的方向。

如此看来,国民年金行使表决权并不能改善企业业绩,反而会减少企业的积极投资。国民年金的目的是为国民的老年生活做准备,而不是改善个别企业的治理结构。要使国民的老年生活稳定,就必须提高国民年金基金的收益率。

为此,与其操心改善大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如先改善年金自身的治理结构。并且应通过专业投资机构进行投资,同时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层沟通,共享企业愿景,寻找改善业绩的方法。

否则,像目前讨论的那样为改善大企业治理结构而行使表决权,将成为以国民养老为抵押的危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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