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东西方,茶都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饮用文化,也是促进相互交流的有效网络手段。摄取大量油腻食物的中国通过饮茶缓解体内脂肪堆积,在受大陆文化传播影响的日本,茶文化也得以发达。据记载,我国在统一新罗时代,僧侣与花郎在修行时有饮茶之风;高丽时代茶在王室、贵族、寺院等处如流行般扩散,得到广泛普及。然而,韩国的茶文化进入朝鲜王朝后几近消失。主要作为贡物上呈的茶,产量根本不足以轮到百姓,仅停留于部分掌权层在赴燕行途中购回中国茶饮用的奢侈趣味。最终直到朝鲜后期,茶只是腹泻时服用的常备药,并不具备嗜好饮品的功能。
身为古典文学学者的作者,以茶山丁若镛、草衣禅师、秋史金正喜三人为中心,多彩地映照了朝鲜后期的茶文化。
被遗忘的茶文化重新受到关注是从18世纪开始的。扶安县监李运海从高敞禅云寺茶园采茶,制成7种香茶,并将方法留下记录,名为《扶风香茶谱》。此后过了40年,被流放到珍岛的罪人李德履著有《东茶记》。草衣在《东茶颂》中引用的《东茶记》,也曾被误认为是茶山所作。原本对茶一无所知的作者,在康津发现《东茶记》,并以此为契机深深投入茶文化研究。
这两部著作是宣告数百年被遗忘的茶文化被重新发现的信号弹,而开始让茶文化绽放的正是茶山丁若镛。茶山在18年流放生涯(1801~1818)中,约有11年居于全南康津万德山脚下的茶山草堂,因长期流放与学问研究而身体衰弱患病,他常饮茶以调理。茶山草堂前院有一块平整宽大的石头,相传是茶山以松球生火煮茶之用的“茶灶”。茶山与白莲寺僧侣交往时,见周边野生茶长得很多,便向僧侣传授制茶之法,此后茶山的制茶法扩散到其他寺院的僧侣之中。当时茶山所饮之茶与如今的绿茶不同,是将茶叶多次蒸晒以缓和茶之毒性后研成粉末,用石泉水揉制成小饼状的“饼茶”。
韩国的茶文化到被称为“茶圣”的草衣时全面绽放。24岁时拜访茶山学茶的草衣,通过长诗《东茶颂》,把茶的历史、我国茶的功效以及饮茶的程序与方法梳理得一目了然。让被称为“煎茶博士”的草衣更加光彩夺目的正是秋史金正喜。接触草衣茶后一见倾心的秋史,向草衣寄去数十封信,据说若去掉茶的话题,剩下的内容便寥寥无几。本书在对我国茶文化进行历史考证、探究韩国茶文化原型的同时,更进一步纠正了既有著述中数十年反复沿袭的学术谬误,这一点亦具意义。
作者强调:“我国也到了像中国那样,建立综合韩国固有茶文化的整体展望的时候”,“一方面应汇集资料刊行厚重的资料集,另一方面应系统推进构建茶文化历史整体展望的工作”。3万5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