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2

[时评] 司法改革方案为谁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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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司法制度改革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司改委)历经波折,终于推出了司法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包括法曹一元化以及新设检察市民委员会和特别搜查厅等。围绕改革方案,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对立。在本月1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各相关机构依其立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见解。尤其是韩国法务部与检察机关的反应和反对似乎非常强烈。对于将警察的侦查启动权明文化、删除警察服从义务的侦查权调整方案,韩国法务部与检察机关明确表示反对。

删除服从义务 检警存分歧

反对立场的论据是,若删除《检察厅法》上的服从义务,尽管检察官仍有必要指挥警察启动侦查,但检察机关指挥警察的依据将消失,而且侦查与内查的界限变得模糊,警察实际上将掌握侦查终结权,可能由此产生诸多问题。甚至还有人主张“从保障人权的层面出发,对警察的控制应进一步加强”。

相反,警方主张,即便《刑事诉讼法》和《检察厅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变化,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在法律上依然确实存在,且宪法明文规定通过检察官申请令状,警察仍然受到检察机关的指挥和控制,因此上述反对论据与侦查权调整并无关系。此外也有评价认为,该调整方案虽不充分,但作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

明确的是,侦查程序不仅保护国民的生命与财产、成为国家百年大计的基石,更是保障基本人权的核心,是迈向成熟民主社会的试金石。现行侦查程序以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等为根基。简而言之,依据《刑事诉讼法》,侦查主体是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吏被规定为接受检察官指挥的辅助机关,从而将侦查权主体限定于检察机关。结果,检察官承担着侦查指挥权、侦查终结权、起诉独占权等《刑事诉讼法》上的全部侦查责任。检察官的这种权限之强大在世界范围内也罕见,而在实际上97%的刑事案件由警察承办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独占侦查权过于极端的指摘不断被提出。

检察机关长期行使强大影响力,卷入各种不光彩事件,大量丧失了国民的信任。尽管如此,却未曾听闻任何相关人士承担了应有的法律责任。曾引发社会波澜的所谓“赞助商检察官”问题,似乎也悄然收场。

重要的是,在进行法理分析和专业立法评估之前,应当认真思考现行制度在原理层面是否契合我们社会的范式。如今,权威与服从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进入了“沟通与和合的时代”。沟通是能够打破封闭、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组织文化的命题。沟通不仅促进相互理解的场域,更是实现和合的基础。笔者认为,权限高度集中的现行检察侦查权,与沟通和合的时代并不相称。

侦查权应契合沟通与和合的时代

此外,我们的社会正走向“开放社会”,即以自律与竞争为基础,对成果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并据此取得业绩。我们已经懂得,不合理而依赖专断的“封闭社会”会生产非理性结构、导致反民主的结果这一教训。司改委的司法改革方案也是为了阻断封闭社会、为民主决策和个人自由的伸展而迫切追求开放社会的尝试,从这一宗旨看,司改委的侦查权调整方案同样是此前讨论中形成的最低限度的含意。

最重要的是,此次侦查权调整方案是在谋求侦查主体之间制衡与均衡的同时,能够满足国民更高质量知情权的一个小小开端。长期以来,我们对频繁听到的“刻骨反省”一说始终感到失望。希望这一侦查权调整方案能成为促进侦查主体之间沟通与和合、在相互竞争中期待全新侦查体系的第一颗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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