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例性骚扰判决是“首尔大学禹助教事件”。该事件起因于在首尔大学化学系实验室担任一年有薪合同制职员的禹某主张“指导教授申某持续进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和性言论,自己表示拒绝后在续聘中落选”,并就此向申教授及大韩民国等索赔5000万韩元。
首尔民事地方法院1994年4月将申教授的行为表述为“性接近及言行”,认定禹助教主张的全部事实关系。法院基于“侵犯了在保障性自由及人的尊严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的权利”的判断,命令申教授赔偿共计3000万韩元。在当时职场性骚扰这一概念都还陌生的情况下,如此巨额赔偿判决足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场持续6年的诉讼历经4次判决,最终以被告申教授须赔偿500万韩元的终审判决告终。
禹助教事件给韩国社会留下了不小影响。至今仍有许多人记得一审判决中的高额赔偿金。不仅如此,“有钱就能解决”的错误认识也在扩大再生产。工作已四年的金某(27岁)坦言:“一名男员工在女员工面前开非常露骨的黄色玩笑,组长竟嘲笑说‘你有3000万韩元吗’。”此外,安某表示:“当然,金额也起到了阻止男性越过某条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看起来他们并未认真看待性骚扰问题。”
实际上,那些忍无可忍而求助于雇佣平等咨询室的女性,往往因漫长的法庭之争和不确定的赔偿金额而放弃民事、刑事应对。在韩国女性民友会负责咨询工作的A某表示:“法律解决在现实中并不容易”,“遇到有人咨询要提起诉讼时,只能告诉对方禹助教被诉讼拖了6年,最终只拿到500万韩元。”她遗憾地表示:“由于司法机关对禹助教事件作出保守结论,形成了即使公开曝光事件也一无所得的固有观念。”
实际上,除性侵害等刑事责任明确的情形外,进入法院的职场性骚扰案件很难见到。法院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比起受害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更常见的是被解雇的男性喊冤、请求解除惩戒而诉至法院。”
但禹助教事件成为韩国社会对性骚扰认识发生转变的开端。在禹助教获得终审判决三个月前的1999年2月,政府反映社会已将职场性骚扰视为问题的氛围,修订了原有的男女雇佣平等法。修订后的法律赋予雇主预防职场性骚扰、营造安全劳动环境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