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当时想去死。”
B女士那天早上登山时,还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冲向高速公路。那天,她与所在银行支行的员工集体去参加秋季运动会,支行长格外地对她动手动脚。登山后疲惫的身体又被支行长灌下混合酒,B女士很快就难以支撑身体。同事们让她在返回首尔的大巴最后一排躺下休息。看到这一情形的支行长让司机把车内灯关掉。在漆黑的车内昏睡不醒的B女士,某一刻察觉到支行长的手正在摸自己的身体。受到冲击的B女士在大巴停靠服务区时,甚至产生了冲向高速公路自杀的念头。这天的事件成为问题,支行长因对下属女职员实施性骚扰、未尽到指挥管理之责而被解雇,并在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支行长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严重到要被解雇的坏事”为由,提起了要求撤销处分的诉讼。
#2.“那是为了听取职业生涯规划建议才跟着去的酒局。”
以知名会计事务所实习生身份步入社会的A女士。去年11月,她接到公司高层“过来喝酒”的电话,便掉转回家的脚步,前往9号线新论岘站。
据当事人的法庭陈述,那天的酒局在车站附近一直持续到深夜。一同喝酒的董事接连递酒,A女士喝下后表示“太晚了,我要回去”,董事便发怒把她拦住。她脑海里始终摆脱不了要在公司留下好印象的念头。最终进退不得,A女士一路跟到密闭的练歌房,不得不拼尽全力阻止强行摸她身体、想脱她衣服的董事。董事还对坚决拒绝的A女士威胁说“我用手机拍下来了”。
检方以强奸未遂罪嫌对该董事提起公诉,目前求刑有期徒刑3年。董事否认指控,称“从未强行灌酒或试图性侵”。
#3. 失去了腹中的孩子,但因为觉得连公司也不能丢掉而决定复职的外企员工C女士。由于常务故意翻起她流产的记忆,她对公司彻底失望。2007年7月的某一天,平时就以习惯性辱骂出名的这名常务,在聚餐上对女职员们讲起黄色故事。随后他还向C女士提问“做人工授精时需要的精子是怎么取出来的”,展开具体的性话题。忍无可忍的同事们对其言论程度提出问题,要求对常务作出处分。连他此前的各种违规行为也被一一揭露,常务最终被公司赶走。主张解雇无效的常务,直到韩国大法院作出“处分正当”的判定前,都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为防止因性别而受到歧视而制定的男女雇佣平等法自1988年4月1日起施行,今年已是第24年。该法第12条明确规定“雇主或劳动者不得在职场实施性骚扰”,以使女性劳动者能安心专注工作。公司开展的性骚扰预防教育,同样是依据男女雇佣平等法建立的制度。
然而职场性骚扰依然在持续。在以549名男女职员为对象、询问职场性骚扰经历的问卷调查中,占整体47.5%的261人回答曾遭受性骚扰。据近期招聘网站发布的资料,称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劳动者中,60.9%回答不是一次,而是持续暴露于不愉快的经历中。这说明每天见面的上司或同事进行性接近的情形,至今仍未完全消失。
让职场女性畏缩的性压迫,不分资历和年龄地持续发生。韩国女性民友会表示,自2001年运营雇佣平等咨询室以来,职场性骚扰相关咨询一直占据咨询件数第一的不光彩位置。
据相关统计,2008年一年间就职场性骚扰申请咨询的件数为178件。这相当于包括不当解雇、非正规职歧视等所有其他咨询在内的413件的43.1%。2009年在全部476件咨询中占226件(47.4%)。去年在受理的全部355件咨询中,有145件(40.8%)与职场性骚扰有关。考虑到大多数职场女性对程度不重的性骚扰会忍耐过去,以及全国仅有15处可提供职场性骚扰咨询的机构,这一数字并不算小。
近期韩国雇佣劳动部迎来男女雇佣平等强调周(4月1日至7日)发布的资料,也原原本本地显示出职场性骚扰尚未根除的现实。当被问及职场性骚扰的发生程度时,1000名受访者中男女均回答“减少了(61.3%)”。但认为没有变化或有所增加的看法也超过30%。
此外,认为职场性骚扰程度“严重”的占整体的46.3%。不过认为职场性骚扰并不严重的回答也达46.1%,意见呈现分歧。
专家们强调,为预防职场性骚扰,应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避免下流言谈。他们还一致认为,同事之间使用敬称等改变职场文化,也是提前防止受害的方法。如果因性行为或性言论而受害,可向女性会、民友会、YWCA等运营的雇佣平等咨询所告知受害情况并寻求应对方案。此外,也有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或劳动部反映案例、追究雇主责任的途径。当然,追究民、刑事责任也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