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传统酒酿造,人们常问我韩国酒文化的特征是什么。每当此时,我都回答,我们酒文化的特征是家酿酒文化。与在封建领主庇护下由各地酿酒厂酿酒的欧洲或日本不同,我们发展出了家家户户自酿自饮的自家酿造文化。这大概是因为经济力薄弱、道德主义浓厚的朝鲜王朝禁酒政策的影响,使产业化酿造未能发展起来。
尽管如此,在古人日常生活中,酒用于祭祀、待客、入菜、作急救药,剩下的还能做成醋,毫无浪费,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朝廷无论如何严令禁酒,家家户户也不得不时常酿酒。得益于此,韩国人特有的创意得以发挥,家家户户、各村各谷酿出各式各样的酒,仅文献记载的酒就多达600余种,形成了多彩的家酿酒文化。后来随着日本殖民者强制引入近代酒税制度,韩国的家酿酒文化受到严重打击,而政府许可的酿酒厂则开始出现。
文献记载的酒就有600余种
那么,韩国是否根本不存在酿酒厂文化呢?据古代记录,高丽时代通度寺、海印寺等大型寺庙曾大量制作酒曲并酿酒。正如欧洲古老修道院酿出著名的啤酒、葡萄酒和独特的药酒一样,直到高丽时代似乎存在大规模的寺院酿酒厂。进入朝鲜时代后,寺院酿酒厂因抑佛政策大为衰退,但按照寺庙僧人生产纸张等手工艺品向政府上贡的惯例,酒也一并酿造。实际上直到今天,乡下的小寺庙仍或多或少留有寺院酒的传统。几年前我为寻找寺庙酿酒的记录而走访大型寺庙时,还曾在梁山通度寺博物馆一位学艺僧人展示的梁山郡志中,发现通度寺旁绘有酒瓶的地图。
据说,大寺庙附近发展起来的寺下村,往往是依靠经济力与劳动力的手工业生产留下的痕迹。不仅如此,从17至18世纪起随着经济力发展,麻浦渡口附近的孔德里(今孔德洞)曾有100多户烧酒酿造厂兴盛经营,酿酒厂文化也曾萌发重生的苗头。倘若不是因为日本殖民统治下引入的殖民地型酒税制度以及朝鲜战争等动荡岁月使整个国土与文化被焚毁一空,我们或许也能像欧洲或日本那样,享有灿烂多彩的老酿酒厂与酒文化,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想到这里实在令人遗憾。
20多年前开始酿酒事业时,我立下了两个目标。一是重振家酿酒文化,二是重振酿酒厂文化。我在抱川酿酒厂和首尔良才洞,从15年前起开办家酿酒课堂,以“一则家训,一坛家酒”为口号,期盼家酿酒文化复兴。如今在家酿制自饮的家酿酒已合法化,多处家酿酒课堂盛况空前,家酿酒同好会也成立了不少,人们互相炫耀自己亲手酿的马格利的场景也时常可见。重振酿酒厂文化似乎也开始显现希望。
首尔奥运会前后出现了上百家民俗酒酿造厂,加上前年开始兴起的马格利热潮,过去100年间只减不增的酿酒厂数量重新开始增加。不过,仍有不可过早放心之处。因为外国酒类如潮水般涌入,大企业纷纷进军传统酒事业,大多规模弱小的地方酿酒厂接连关门的情况也在增多。从近来频繁被提及的产业生态系统角度看,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可通过生态多样性来判断。就此而言,我担心体现传统酒产业生态健康度的传统酒及传统酒酿造厂的多样性会否萎缩。
希望形成令外国人着迷的酿酒文化
因此,我近来正在筹划两件新事,以重振酿酒厂文化。一是在各地区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共同打造地区酿酒厂的项目,二是在大城市中像过去那样手工酿造、受街坊邻里喜爱的社区酿酒厂。在被指定为慢城的河东、丹阳、青松、高敞、罗州、完州等地建起的地区酿酒厂,从今年起将开始用当地生产的农产品酿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独特酒品。
另外,从去年下半年起,首尔良才洞、新沙洞、上溪洞、麻浦等大城市中心地带每天都在酿造新鲜的马格利。我近来常常想象这样的场景:全国各地数千家酿酒厂酿出承载当地文化、历史与故事的酒,大城市中心则按匠人的手艺酿出各具风味的马格利。在街坊酒客悠闲的谈笑声温暖流淌于小巷之时,外国游客穿行于大城市的街巷和地方的村谷,寻访我们的酒、饮食、文化与历史——我正梦想着这样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