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银行金融控股公司会长姜万洙的年薪上调看来已朝着不再推进的方向收场。眼下气氛似乎将其视作一场闹剧,但绝非如此。这是一件暴露了金融委员长金石东等高级公职人员轻率公人意识的事件,并且险些让公营企业改革和迈入发达国家的目标付诸东流。
金委员长就提请任命姜会长的理由表示:“民营化和结构改革等重大课题摆在面前,需要一个可以信赖并整体托付的人。怎么看都没有(像姜会长这样的)合适人选,所以从春节之后就三顾茅庐。”他还说:“即便如此他也不轻易答应,我就想是不是因为工资的缘故。要与一般企业竞争,再有荣誉感,待遇也得达到相应水平。多给一些才是对的。”
金融委员长轻率的公人意识
姜会长是李明博总统核心的经济智囊。虽然随之而来的是亲信人事或空降人事的批评,但任命本身并不值得大做文章。他虽不是金融专家,但作为官僚曾处理金融政策,因此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合适的人事。若以金委员长的人物评价标准来看,反倒是金融专家们该感到羞愧。在金融界打拼多年的众多人士中,除姜会长之外竟无人能担起产业银行,这难道不该反省资质与能力的不足吗?
然而姜会长的年薪上调则是另一个问题。产业银行控股是其他公共机构,具有公共性。产业银行控股会长的年薪随绩效奖金每年有所不同,但大致在4.5亿韩元左右。若要与超过10亿韩元的民营金融控股公司水平持平,得上调两倍以上。直到2007年,产业银行总裁的年薪还超过7亿韩元。后来配合公共机构先进化方案,从2008年起削减至现在的水平。在李总统指出机构首长称谓带有权威色彩之后,称谓也由总裁改为行长。政府称没有公共机构改革就无法成为发达国家,强力推进以削减工资、精简人力为核心的结构调整。主导金融界年薪削减的当事人,正是当时担任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的姜会长。
考虑到这些,姜会长的年薪问题绝不是可以说得那么理所当然的事。前任会长也并非在没有竞争压力的环境中工作,若只对姜会长“奉上”加薪,那无疑是特殊待遇。不过金委员长那样说也不奇怪。因为他既有“官为治而存在”的信念,自身在任农协经济研究所所长时也曾获得特别待遇。金所长拿到了比前任所长多近3倍的5亿多韩元,而他离职后所长年薪又回落到金所长的三分之一水平。或许是因为他本人有过量身定制待遇的经历,但金委员长的发言并不慎重。
特殊待遇,尤其是给予政权实权人物的特殊待遇,与“公正社会”正面相悖。其他国策银行行长和公共机构负责人的年薪又该怎么办?最终公营企业改革的名分将消失,政府强调的迈入发达国家也将化为泡影。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损,其他政策的推进也将变得困难。
险些落空的公营企业改革
据悉姜会长因子女健康问题经济负担沉重。爱子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因照顾个人家事而导致国家重要政策的主干动摇,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如果真的需要很多钱,姜会长本应去民营企业。若其能力真达到怎么看都无人可替代的程度,那么即便应聘民营金融控股公司会长的公开招募也会被选中。姜会长的任期为3年。若将年薪调整至民营金融控股水平,大约可多拿15亿韩元。这等于是用公共机构先进化去换15亿韩元。所幸虽然为时已晚,还是决定将加薪问题彻底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