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1

[书与世界] “美式全球化有极限……应给贫困国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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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一套可适用于现实中所有情形、能够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魔法般的经济学公式。

作者注意到,商品、资本和服务市场是“全球性的”,而支撑市场的大部分制度却是“国家性的”运行,因此产生矛盾。其主张是,通过在全球层面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可以让各国在解决本国特有问题的同时,也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20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政策一直在不断演进。1950至60年代,“大推进”(Big Push),即计划经济与进口替代战略,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受到关注;而从80年代末开始,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旗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先导,以全球化之名将以市场开放、去监管、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华盛顿共识”嫁接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上。但这种美式“华盛顿共识”也因2008年源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而说服力减弱。

作者是哈佛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教授,是全球化问题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之一,他批评当下推进的全球化,并提出让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能受益的全球化作为替代方案。

他既不同意主张全球化必然拯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拥护者,也不同意认为全球化反而会把发展中国家推入困境的全球化反对者。相反,作者在分析过去20至30年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成功与失败案例后主张,经济增长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不仅选择了适合本国的经济政策,还善用了全球化的力量。

他将中国和印度举为代表性成功案例。他解释称,两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本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战略与全球化的合作产物。作者认为,两国的共同点是在内部通过产业结构多元化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作者表示,如果没有可以销售商品和服务的世界市场,就不可能实现如此飞跃的经济发展。他特别指出,取得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即通过出口补贴等保护主义贸易体制奠定了经济增长的基础。

因此,作者反对过度的保护贸易主义,但主张世界贸易体制应比现在更加灵活,以便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能够在政策自主性的基础上试验多样的产业培育政策。作者解释称:“因为世界市场会给贫困国家带来益处,但世界市场所要求的游戏规则本身往往并非如此。”对于向发展中国家提出过分要求的发达国家,他也提出要求:“应允许贫困国家拥有自主性,使其能够通过自身固有的战略建立制度、提升经济水平。”1万5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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