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22日国会举行的釜山储蓄银行事态紧急对策会议上,面对议员们的连番追问,韩国金融监督院院长金钟昌似感为难地喝水。/高永权记者
#1. 去年8月,某商业银行一名高管因贷款不良问题,在韩国金融监督院的综合检查中受到相当于重惩戒的处分。主要原因是过去经办的贷款事后成为不良资产。该银行方面抗议称:“放贷过程中并无违法,若因经历金融危机后事后不良化就追究责任,那还怎么放贷?”但金融监督院未予接受。
#2. 前KB金融控股董事长黄永基在担任友利银行行长的2006~2007年间,将约1.8万亿韩元投资于信用违约互换(CDS)等,遭遇金融危机后亏损约1.6万亿韩元。金融监督院指出,黄前董事长在投资衍生品时有意歪曲风险性,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但业界不断指出,对基于经营判断的投资损失,而且是任期结束后的情形,套用“事后标准”追究投资责任并不合理。
这次轮到金融监督院了。
据金融界10日消息,金融监督院此前动辄对金融公司套用的事后标准逻辑,如今在储蓄银行不良责任问题上成为回旋镖,困扰着监管当局。政界与专家开始集中炮火,批评金融监管当局过去未能阻止“8·8俱乐部”等放松监管和房地产项目融资(PF)扩张。
对此金融监督院表示委屈。称2006年8月对国际结算银行(BIS)标准自有资本比率8%以上、固定以下贷款比率低于8%的8·8俱乐部放宽贷款监管,属于放松监管层面,是为当时储蓄银行业界确保收益来源的措施。
曾困住黄前行长和银行高管的事后标准如今指向金融监督院自身,该院显得憋闷,称对储蓄银行的政策性判断完全是另一个层面的事。
对于未能阻止房地产PF扩张,该院则提出“情境逻辑”,称在房地产景气繁荣的情况下,无法预知日后问题会如此扩大。更进一步还主张,政策失败的相当部分应归咎于金融监督委员会。
业界批评称“别人做就是外遇,自己做就是浪漫”,与过去以事后逻辑裁量金融公司时相比,金融监督院的此类主张缺乏说服力。正如前述案例所示,金融监督院连因近乎天灾级别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不良资产也予以问责、施以重惩戒。
一位前韩国金融监督院出身的高层人士指出:“有些项目可以事前进行风险管理,有些领域则不能,而从金融监督院近来一系列情况看,连因金融危机而出问题的事也以事后逻辑追究不良责任”,“从金融监督院的立场看,被追究储蓄银行监管失职或许觉得委屈,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挖的坑”。
也有人主张,应借此机会对包括金融监督院在内的金融公司惩戒方式进行全面重新审视。一家商业银行高层人士表示:“金融公司在贷款等业务决策时,应审查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若业务处理过程正当,就不应追究事后不良”,“希望金融监督院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头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