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9日法院对118起KIKO民事案件作出判决,其中99起原告请求被驳回,仅对过度对冲(超额对冲)的19起案件予以支持,结果单方面有利于银行方面。审视法院的判决内容,作为主修金融工程的学者,乃至以常理而言,都有难以理解之处。这不仅关系到数百家出口中小企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我国衍生品的兴衰,是重大案件,因此对目前正在进行的检察机关对KIKO刑事案件的侦查寄予期待。
受篇幅所限,难以详细探讨法院判决内容,但可提及几个核心事项。第一,法院判决认为,KIKO合约作为“部分汇率风险对冲产品”,由企业自行选择承接了发生可能性较低的风险,因此是适合汇率对冲的产品。然而,如果企业真正了解自己所承接的风险有多大,还会为了汇率对冲而签订KIKO吗?该产品对中小企业以汇率对冲为目的使用而言并不适当,反而是让企业承担风险的产品。
第二,银行方面主张KIKO是“零成本”产品,法院接受了这一说法。KIKO中“零成本”的含义是企业买入的看跌期权与企业卖出的看涨期权价格相同。然而,实际由银行方面计算的看涨期权价格平均为看跌期权价格的2.5倍,因此银行本应向企业支付价差,却以各种费用和利润等理由不予支付,反而称之为零成本,这与掩耳盗铃无异。此外,法院关于利润适当性的说明,也是难以接受的逻辑。
《纽约时报》在2009年4月3日的报道中指出,KIKO事件与1994年信孚银行与吉布森之间的诉讼以及信孚银行与宝洁之间的诉讼相似;在该案件中,信孚银行在销售零成本型产品时未向企业充分说明相关衍生品,并将银行利益隐藏在衍生品溢价中,因此结果有利于企业方。我想问法院,这与我们的KIKO事件究竟有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