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京畿道盆唐一所小学的女教师因涉嫌收受名牌手袋等价值数千万韩元的红包,被警方立案(未拘留)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该女教师自2008年3月起两年多时间里,从自己所任班主任班级的12名家长处,先后20多次收受包括价值120万韩元的路易威登手袋在内的1000多万韩元财物。
#本月初,首尔江南一所小学的教师将自己的家庭住址告知家长,该校因此被江南教育支援厅要求整改。随着红包查处力度加大,出现了不通过引人注目的学校、而是利用快递或同城速递把礼物送到教师家中的情况,因此违反了将教师家庭住址按“对外保密”级别管理的指示。
近来随着教育界内部的自净努力和当局查处的强化,红包文化正逐渐消失,但部分家长与教师之间的红包收受依然未被根除。上述两个事例表明,学校现场的红包收受惯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趋高额化、隐蔽化。如今每逢新学期之初、教师节或节假日,学校现场仍因红包而饱受困扰。教育当局近日成立了特别监察组,表示今年全年将持续开展监察活动,彻底根除红包。专家指出,要消除红包文化,强化查处与处罚固然必要,但恢复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信任才是根本之策。
◇家长私心与教师伦理意识不足共同造就=红包文化无法根除,责任在教师和家长双方。首先是“请多照顾我的孩子”这种父母的私心。家长先表达了“心意”,便要求教师比对其他孩子更多关照自己的子女;若拒绝这种要求便罢,一旦收下红包,很少有教师能置之不理。从父母立场看是期待回报而行贿,教师则处于必须提供对价的境地。
然而红包多数是教师一方先行索要。方式多样:通过短信或电话委婉要求家长到校的“暗示型”,持续训斥孩子或指出问题的“刁难型”,以明显的差别对待让家长自然而然送红包的“歧视型”等。据家长们反映,年龄越大的小学教师索要红包的倾向越强。
家长们对红包效果的信念十分坚定。因为在收受红包前后,教师的态度会骤然转变。“热爱学校家长会”代表崔美淑表示:“如果没有对价,家长没有理由送红包”,并称“虽然只是部分人,但沉浸于长期惯例与惰性的教师意识必须先改变,红包文化才会大幅减少”。
◇需“严惩一人以警百人”,查实者应逐出教坛=此前被查出收受红包的教师,依据金额、次数、违纪轻重等受到处罚。大体上金额不足100万韩元者给予警示、警告、记过等轻处分,100万韩元以上者给予停职、撤职、解聘等重处分。去年中秋节收受价值30万韩元财物的首尔江南一所小学教师被记过,盆唐的“路易威登红包女教师”则被相关教育支援厅要求作出撤职、解聘决议。
但近来随着教育腐败成为严重社会问题,对红包收受的处罚呈强化趋势。去年12月,首尔市教育厅对在当年教师节前后从家长处收受价值30万韩元购物券的一名小学教师作出轻处分(记过、减薪)。与此前对收受购物券仅予以警示或警告相比,处分力度有所提高。
不过也有意见指出,一旦查出红包,无论金额大小都应无条件逐出教坛,需要“严惩一人以警百人”式的强力处罚。尤其红包因当事人之间私下递交而难以查处,因此从预防注射效果的角度看,需要采取一旦被发现便再也无法站上讲台的措施。
与此同时,也有主张认为需要对送红包的家长一并处罚的“双罚制”。其逻辑是,红包如同医院回扣,是期待对价而递出的贿赂,只有同时处罚家长才能根除。但双罚制曾在2006年被讨论引入,因教员团体以“教师不是潜在的犯罪者”为由反对而未能实现。
◇应加强沟通以恢复教师与家长间信任=根据2009年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对学校红包国民意识实态的调查结果,认为与两三年前相比红包收受惯例“减少了”的回答占56.0%,远高于“增加了”(5.3%)。“没有变化”(38.7%)也占相当比例,但红包文化确实有较大改善。这是因为对红包收受行为的监督和查处得到强化,家长与教师的意识也有所提高。
“为真教育家长会”咨询室长朴富会表示:“教师觉得红包是负担,家长在请求照顾子女时也感到道德压力,因此个人之间的红包收受行为减少了很多”,并称“但公开、正式形态的红包,即非法赞助金正在增加,这才是问题”。
专家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红包文化,恢复教师与家长间的信任是当务之急。崔代表强调:“因为红包问题,学校甚至不让家长到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缺乏对话与沟通,反而加深误解,并形成用红包来解决的恶性循环”,“学校应打开大门,让家长与教师有更多共处的时间”。
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发言人金东石表示:“此前为根除红包文化采取的是教师节停课等守势和消极方式,今年计划以攻势、积极的方式应对”,并称“为恢复教师与家长间的信任,将开展写信、发电子邮件和短信以及健康的家访运动等,由教师带头表明驱逐红包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