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作为爱、伦理与人性恢复的代表性事例,透过圣经流传数千年。内容讲述在路上遭遇强盗、命悬一线的陌生犹太人,被当时社会领导层的祭司和据称最忠实于神之话语的利未人径直走过,却被作为混血异族而遭轻贱的撒玛利亚人所救。
前不久,某法院的一项判决令人重新回望好撒玛利亚人的事例。在街道冰封的冬夜,把露宿者赶出车站后置之不理致其死亡,被起诉的韩国铁道公社职员和在那里服务的公益服务人员获得了无罪判决。
谁能责难守法的职员
审判部认为:“相关法律禁止在车站内露宿,并可对违反此规定者予以驱离,因此没有救助露宿者的义务。”但审判部也严厉训示两人:“在露宿者的死亡面前,难免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意即法律上无罪,道德上有罪。韩国铁道公社职员与公益服务人员成了坏撒玛利亚人。他们断然赶走了进入自己领域(车站)的不速之客。他们对迫切求助的露宿者的手势视而不见。然后露宿者死了。
然而,他们真该被谴责为坏撒玛利亚人吗?韩国铁道公社职员忠实履行了赋予他的职责。他若无视法律让露宿者进入车站,那是对的吗?假如他让露宿者在车站内休息,那名露宿者或许能活下来。但不久之后,车站就会被众多露宿者占据。
只要有任何一位使用车站的市民就此提出投诉,责任就得由那名职员全部承担。他也同时是某人的儿子和父亲。公益服务人员更是无需多言。他若不按上级指示行动,此前的公益服务就会化为泡影,还必须被强制入伍。公益服务人员必须绝对执行所属机构上级的命令。那就是那个世界的法。
如果法官了解这些情况,还能如此严厉地谴责他们的道德性吗?那位法官在露宿者想进入法院时,是否做好了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提供舒适休息空间的心理准备?法官的感性式切入,会不会把他们永远困在坏撒玛利亚人的框架里?无奈的念头接连不断。
我无意为韩国铁道公社职员冷酷的行为辩护。但在行善可能使自己受害的情况下,因未向弱者伸出手就进行“猎巫”并不正确。法官在谴责他们的道德性之前,更应责怪未能对露宿者负责的社会安全网。不应依赖道德,而应对法律未能触及的空白进行自责。
应以此为契机制定善行法
实际上,不仅法国、俄罗斯等大多数欧洲国家,与我们相邻的中国、日本等也已引入好撒玛利亚人法(The Good Samaritan Law)或施行类似法律。将善行不是以道德、而是以法律加以强制。
韩国以2002年遭遇强盗被殴打后被放置长达7小时终致死亡的金旺奎事件为契机,好撒玛利亚人运动得以延续,但仍停留在道德性恢复运动的层面。对善意急救的免责规定也只是消极水平,即在施救过程中出事不予追责。这与在自身并未陷入危险却不救助处于危险中的人时适用严厉刑法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仍有距离。只有出现好撒玛利亚人法,社会才会不再需要为坏撒玛利亚人辩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