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争论,更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有能力。若政府宣称要解决诸多问题,而政治领导人和公务员却无能,那么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还会浪费国民血汗税金,成为国家的灾难。反之,若不信任政府,只顾节省预算,连政府理应做的事也放手不管,结果将招致十倍、二十倍的损失。
撒切尔首相就任之前,英国工党政府将主要产业国有化、为工会撑腰,使英国几乎沦落出发达国家行列,这是前者的例子。相反,美国放弃金融监管、削减监管机构预算,最终自招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这是后者的例子。
韩国能够摆脱贫困走到今天,政府的贡献可谓很大。所以那些比我们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不都争先恐后地想学习韩国的经验吗?
然而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并分裂为保守与进步两派,若照此下去,今后是否还会持续有后发国家愿意学习韩国经验,令人怀疑。人们担忧的是,或许会出现不是效仿韩国,而是"不要重蹈韩国覆辙"的局面。
被称为明年大选最大议题的福利之争,将成为决定我国经济能否在未来10年内跃升为发达国家,还是继续贴着新兴国家标签的重大分岔路口。
福利没有免费的。总得有国民承担其负担。若增税,主要将由具备纳税能力的中产阶层以上群体和中老年层承担;即便不征税而通过财政合理化筹措,支出被削减部门的企业或国民的牺牲也不可避免。
因此福利扩充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而要将其副作用最小化并构建与增长的良性循环体系,必须以有能力的政府为前提。普遍福利论者奉为楷模的瑞典,尽管租税负担率接近50%、属于大政府,却仍维持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原因就在于政府清廉且有能力。
瑞典的企业政策以自由与开放为原则。尽管瓦伦堡集团这一财阀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大比重,却没有主张解散财阀的舆论,经济几乎完全开放。这是因为瑞典的执政者明智地认识到,福利国家与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我国,似乎很难找到既主张普遍福利、同时又明确认识到企业自由和开放经济重要性的人士。不仅如此,若不改革腐败指数达瑞典两倍的行政水平就大幅增加福利预算,由此产生的国民税金流失现象将招致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
我们常把新加坡政府视为有能力的典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提出的新加坡生存战略是:勤勉的国民、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有能力的政府。如今新加坡公务员最为清廉、有能力并领取最高年薪,同时扮演着将新加坡推上国家竞争力最高水平的先锋角色。
李总理在设计医疗福利时判断认为,英国力图向全体国民提供平等且最优质服务虽属理想却不实用,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又过于昂贵,因此新加坡必须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正因为有这样务实而富有创意的政府,新加坡的金融枢纽才成为可能。
关乎我国能否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命运的未来10年,务望由有能力且清廉的政府带头开辟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