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首尔鹭梁津站前信号灯郑志宣发生车辆追尾事故。崔某驾驶的轿车撞上了停在郑志宣的申某车辆尾部。
受害者申某表示“没受伤,没关系”,只要了联系方式,崔某给了名片后二人分开。崔某心有疑虑,便联系保险公司,得知申某已在医院就诊后与保险公司以70万韩元达成和解。
◇“大致和解、就此了事”=保险公司对小额事故大多草草了事。人手不足,加之金额本身负担不重,是主要原因。
但考虑到小额事故件数约占全部的90%,草率处理而流失的保险金漏损金额估计相当可观。这最终只能转嫁为善良投保人(无事故投保者)的共同负担。这也是消费者对车险上涨极为愤怒的核心原因之一。
核算事故损失金额、辨别是否存在欺诈本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国内多数保险公司对10起车辆事故中的9起都以粗放式和解收场。
三星交通安全文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张泽永指出:“保险公司车辆事故保险金支付惯例固化为偏好和解而非调查,结果助长了软性欺诈”,“对保险公司而言,考虑成本或形象,和解可能更有效率,但其回避保险欺诈应对努力,把软性欺诈带来的额外成本负担转嫁给善意投保人。”
也就是说,人力等基础设施不足,加之保险公司担心多事生非(引发投诉)的算计在起作用。
上世纪1980至1990年代,日本保险业也沉浸于与韩国相同的惯例。但结果导致保险公司经营陷入恶性循环,于是从根本上改造了理赔体系。
东京海上车辆事故理赔负责人、次长阿部康之说明:“目前在日本,不仅没有以和解金了结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没有在治疗结束前预付的今后治疗费”,“最近甚至把事故后车身的划痕或锈蚀程度都量化,作为理赔标准。”
◇“只交5万韩元就能整车喷漆”——诱发欺诈的保险产品=2008年3月至去年6月,以互联网汽车爱好者论坛会员等为对象,以通过保险处理低价完成整车喷漆、车辆改装为名招募约300人,并以向A保险公司等13家保险公司报案的手法领取约10亿韩元保险金的中介林某被警方拘留。
林某利用了向保险公司报案“加害者不明事故”或车辆单独事故时,保险公司难以确认事故真伪这一漏洞。他以“整车喷漆及车辆改装”为诱饵,通过互联网论坛招募委托维修的车主,并用电子邮件告知报案方法。
这些车主得知只需向保险公司缴纳5万韩元自付额便可整车喷漆或改装,遂与维修企业负责人串通,毫无罪恶感地虚假申领保险金。
专家指出,像这样对无法查明加害者、难以确认为实际事故的“加害者所有者不明事故”仍可进行保险处理的产品结构,正是引发保险欺诈的原因。
弘益大学教授李庆周说明:“近来滥用加害者不明事故的道德风险正在扩散”,“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与保费上涨,最终都会像回旋镖一样回到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身上。”也有观点指出,保险公司为救济善良受害者推出的驾驶人保险,反而因其(过于)强大的赔付能力,引发了驾驶人的道德麻木。
一家财产保险公司相关人士表示:“‘买了驾驶人保险就万事OK’的认识在投保人中相当普遍”,“代缴罚金、支付与受害者的和解金、承担律师费用等,只要不被拘留就毫无不利后果,财险公司内部也感到需要改进驾驶人保险产品。”
◇只顾上调保费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投保人转嫁负担的做法依然如故。财险公司以车险领域长期亏损结构和损失率大幅上升等为由,在去年9月和10月连续上调保费。保险公司哀求称:“不提高保费,已难以维持正常经营。”
但消费者团体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怠于降低损失率的努力,却滥用实际上具有强制保险性质的车险特点,企图通过上调保费轻松解决问题。
保险消费者联盟副会长赵然行指出:“问题在于,保险公司一直不着手根本性的体系改善,只想靠提高保费解决一切。”
保险公司一味以诉讼应对的单方面做法也是问题。去年10月,16家财险公司的诉讼件数为5284件。每年进行超过5000件诉讼,其中与车险相关的诉讼高达70%。赵副会长说明:“保险公司怂恿和解的做法有问题,但一旦未达成和解就立即提起诉讼的做法问题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