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近日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多次将韩国作为值得效仿的典范提及,引发热议。由此可见,从外部看到的韩国,比在国内感受到的韩国要发达得多,也更具可能性。不惧变化的挑战精神、以极快速度推出新产品的热情与创造力,是我们韩国人、韩国企业拥有的巨大优势。
不仅奥巴马总统,获得全世界认可的发达国家地位也已不远。韩国社会要跨过最后剩下的发达国家门槛,仅靠提升西方视角下先进化指数的制度性努力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营造能够增进社会多样性的土壤。打破排他性的领域、尊重彼此差异的宽容与包容精神,是先进社会的必要条件。
多样性是美国超一流企业和名校最为重视的课题。即便在美国社会,多样性扎根也花了40多年。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民权法案,以优待被划为社会弱势群体者的就业与升学为宗旨的少数族裔优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开始全面推行。
在企业层面,直到1980年代,它仅被视为按性别和种族保护、照顾少数与弱者的政策之一,但进入2000年代后,已确立为人才经营最重要的必要条件。高盛、IBM或百事等跨国企业都重视强调多样性的人才培养项目。美国名校也从招生审核到整个教育过程都在努力确保多样性。
笔者曾任职的会计与管理咨询企业普华永道(PWC)早在1990年代就把多样性项目视为企业的必备价值,尊重种族、性别、文化、性少数群体等的意见;2000年代起更新设首席多样性官(Chief Diversity Officer,CDO)这一高管职位,统管公司内所有多样性项目。该公司营造了成员多样性受到尊重的企业文化,提升了组织与员工的满意度和创造力。这也正是增强公司竞争力之道。
据了解,2010年《财富》(Fortune)500强企业中约60%设有CDO。
近来韩国许多企业开始显现出认可并努力尊重多样性价值的态势,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韩国一家全球性企业在尚未具备能够容纳人员多样性的组织文化的情况下聘用了多名外籍高管,最终却把他们全部送走。这说明,确保多样性并非只靠最高经营者的意志就能实现,还必须有能够接纳多样性的员工认知与文化相随。若没有让世界顶尖人才汇聚、并产生协同效应的多样性文化落地,我国企业很难跃升为真正的全球顶级企业。
乍看之下,我国国民个性过于鲜明,难以团结,甚至显得缺乏秩序。反过来说,这恰恰意味着其中蕴含着相当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只是由于自日本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僵化的教育、人事等社会制度,潜在的多样性未能得以表现。
政府、企业、教育界等都应消除我们社会中残留的整齐划一的制度与文化,让多样性能够萌芽。尤其应从教育开始改变,使成长中的一代能够认可并尊重多样性。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超越种族、文化、宗教、国籍、教育、经济水平等表面差异,从根本上理解彼此的不同,并进一步和谐地接纳这种不同。只有这样,能够容纳世界的人才才能在韩国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