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在野党为中心,出现了应实行“普遍福利”的意见。然而任何政策都必须检验是否有助于增进国民福祉、以及现实中是否可行,才能减少不必要的试错。
从这一角度看,“普遍福利”长期而言会削弱劳动意愿、扩大政府干预从而拖慢增长并损害国民福祉,因此并不可取。而且福利传递体系不完善,也难以取得纳税人对财源东远集团的同意,因此其实施也不可能。因此福利服务应通过对增长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规模调整较为容易的“选择性福利”体制来提供。
劳动意愿下降等经济活力丧失
民主党最近在党章中明示了“普遍福利”,并将免费供餐、免费医疗、免费保育与大学学费减半相结合的“3+1福利政策”确定为党论。若实行这种普遍福利,雇用成本将增加,并存在因受益者的政治压力而使福利项目持续扩大的风险。
普遍福利向全体国民提供劳动之外的收入,并对高收入层课以重税。这将引发大范围的劳动意愿丧失和高级人才外流,增加企业的雇用成本。此外,“普遍福利”会扩散“福利是权利”的认知。这为通过扩大福利而受益的福利受惠阶层—支持福利的政治人物—福利相关官僚相互勾结、扩大福利领域提供了政治资产。
其结果是,政府职能可能扩张到各类保险、通信、住房等市场本可提供服务的领域。若实行普遍福利,雇用成本将增加,政府干预将使市场领域缩小,其结果是民间经济活力受到抑制,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增大,从而拖慢增长。
在现实中,普遍福利所需的行政组织也不完备,纳税人对财源负担的反感也很强,实施存在局限。普遍福利因要覆盖民间服务企业不足的边缘地区居民,必然由公共机构直接提供服务。例如民主党的免费医疗方案也包含扩大公立医院供给。
要使这种福利服务的供给顺畅进行,不仅需要提供服务的执行职能,还需具备监督服务质量的监督职能。这需要能够精密配置和管理大规模人力的发达官僚制。然而韩国的福利传递体系仅停留在以少数人员管理书面证据的水平,难以执行这类高级服务。
普遍福利的供给不仅需要支援受益者所需的财源,还需要扩大改编福利传递体系所需的财源,因此需要巨额财源。长期而言这些成本只能通过税收筹措,而现行税制中免税者比重高、个体经营者收入掌握不充分,纳税人对税收的反感很大。
实行纳税人反感较少的选择性福利
例如截至2009年,综合所得税申报人数为357万人,仅为就业者2351万人的15.2%。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纳税人对课税负担的公平性只能感到不满,对追加的财源负担也只能消极对待。
概括而言,“普遍福利”具有缩减劳动供给、扩大政府低效资源配置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副作用。在现实中,服务传递所需的官僚制不完备,纳税人对税负的反感很大,实施困难。福利服务的供给应限于能够维持劳动意愿、能够明确福利是纳税人受惠的结果、并能根据约束条件抑制支出的“选择性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