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1-23

[时论] 多元工会时代…须增加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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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起在企业单位层面允许复数工会后,是否会引发大混乱的担忧声不断。但由于法律强制要求事业或事业场单位的谈判窗口单一化,并赋予过半数工会排他性谈判权,因此在许多企业中,劳资以及工会之间的矛盾意外地很可能只是茶杯里的风暴。预计在经历2至4年左右的过渡期混乱后,新秩序将会固化。

法律解释争议等法律纠纷或将频发

事实上,追溯过去20多年劳资关系的走向可以发现,极具战斗性的劳工运动曾带来工资快速上涨和各种权利的扩展,但与部分大企业正式员工的雇佣稳定和丰厚的企业福利水平相比,推测社会整体的劳动地位在外汇危机之后反而有所下降。1987年以后不断退让的雇主方,在外汇危机之后除了损害赔偿、假扣押或单方解除团体协约等集体劳资关系对策之外,还通过外包和绩效工资制等组织性、个别性劳资关系对策,成功驯服了工会并削减了成本。新的法律制度是否会逆转过去10多年的这一走向?

即便把若干无工会企业及一些代表性企业积极投资预防性劳务管理的消息另作讨论,考虑到雇主可以分离谈判单位、甚至暗中支持亲雇主工会的裁量权以及东远集团可动用的资源,经营界对处于退潮期的劳工运动的霸权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即便在有强大正式员工工会坚守的现代汽车,从过去两年的无罢工以及此前数年仅为部分罢工或拒绝加班的斗争强度来看,如今劳资双方一方面已熟悉了博弈规则,另一方面可以判断工会的战斗性已被削弱。

在全球劳工运动退潮的背景下,我国现有的劳工运动活动家尤其难以避免因老龄化而导致的活动能力下降。换言之,在非正式员工比例较高的青年一代等新组织化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更侧重于依靠法律来防卫权益,而非通过大规模群众东远集团展开斗争。此外,由于事业场单位复数工会与工时免除(time-off)制度都是首次实施,围绕法律解释与承诺履行的法律纠纷必然频发。

再加上与未被纳入体制内的厂内外包或特殊雇佣劳动者虽间断但顽强的斗争相交织,今后的劳资纠纷预计将进入“低强度斗争日常化”的局面。与同汇聚集体声音、具有代表性的工会达成协议并履行团体协约的模式相比,大型纠纷会减少,但随着大量诉讼和对代表性企业的象征性斗争不断累积,社会成本恐怕绝不会比以前更少。

劳资政委员会的重要性大幅提升

要减少个别化的成本,仍需激活具有代表性的主体之间的社会对话。就两大工会总部组织化竞争相关的君子协定、消除对攻击性亲雇主工会的担忧、代表非正式员工利益等提供指导方针,将是减少现场混乱的途径。就此而言,劳资政委员会等社会对话机制极为宝贵。在应作为最后依靠的法律诉讼之前,确立劳资自律主义,并让负责任的政府主体也参与进来,努力将其转化为社会承诺,这必将对产业现场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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