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政府向大学和研究所提供巨额研发预算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离子体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人员正在进行核聚变实验研究。
去年2月,澳大利亚国立科学技术中心(Questacon)将会议室命名为“布莱克本厅”,以纪念本国出身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布莱克本教授因阐明细胞老化机制、为老化与癌症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于200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随着她获奖,自1915年劳伦斯·布拉格开发出解析晶体结构的X射线技术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来,澳大利亚在科学领域共培养出10位诺贝尔奖得主。
澳大利亚领土广阔、矿产资源丰富,但人口较少、制造业基础薄弱。因此其研发(R&D)总投资额反而低于韩国。尽管如此,它之所以能够在基础科学领域达到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同等的高水平、成为科学强国,原因在于其大学和各研究所具备出色的竞争力。尤其是承担国家研发25%的大学,凭借政府巨额预算支持建立了优秀的研究基础设施并集中于基础研究,引领着澳大利亚科学技术的发展。
◇基础科学由大学承担=位于澳大利亚堪培拉市内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等离子体研究所。这家研究核聚变能源的研究所内设有名为“H-1”的核聚变实验装置。其他国家由国家研究机构配备此类大型实验设备,而澳大利亚则由大学承担。为引进这套1997年投入运行的实验装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迄今提供了5800万澳元(约600亿韩元)支持。由此可窥见澳大利亚政府重视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作用的科技政策基调。ANU物理工程研究学院教授马特·霍尔表示:“(与国外装置相比)性能略逊,但拥有如此规模核聚变实验装置的大学,恐怕只有ANU。”
虽然澳大利亚国家研发中大学占比很大,但作为研究型大学的ANU尤为突出,其大学预算中约70%用作研究经费。这与大学研发占比不到10%的韩国形成鲜明对比。
◇重特色而非排名,国际化水平高=澳大利亚41所综合大学中有37所为国立、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约一半财政由政府支持。ANU、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西澳大学等被称为“G8”的8所名校中有7所进入世界百强大学,全球竞争力相当高。
ANU物理数学学院教授汉斯·巴科尔表示:“澳大利亚的大学以英国优秀的大学制度为基础,不断吸收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良好体系。”他还说:“取得博士学位仅三四年的年轻教授很多,因此研究和讲课都充满活力。”
与以首尔大学为顶点层层排序的韩国大学不同,澳大利亚的大学各自围绕强项领域形成特色,悉尼大学强于医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强于工学。因此澳大利亚学生会进入自己感兴趣领域较强的大学。布莱克本教授毕业于墨尔本大学,2005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巴里·马歇尔博士和罗宾·沃伦博士分别出自西澳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
◇研发资源分配遵循通过竞争实现效率的原则=尽管从政府获得大量财政支持,但教授之间为争取更多研究经费的竞争极为激烈。研究经费申请者中只有约30%获得支持。澳大利亚政府集中支持优秀研究者,使研究成果最大化。新南威尔士大学工学院教授金振宇表示:“澳大利亚的研发预算也并不多,重要的是即便预算有限,也要看使用得多有效率。”他还说:“如果对研究成果缺乏验证、对政策决定没有把握,研究经费支持最终也只能变成利益均分。”
澳大利亚的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民营企业分别以基础、应用、开发研究为特色,分工良好,但产学研合作被评价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处于较低水平。澳大利亚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设立了53家合作研究中心(CRC),鼓励产学研间共同研究。新南威尔士大学工学院教授林三成表示:“澳大利亚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小学起就重视创造力的教育政策。”他还说:“尽可能减少通识课程、彻底以专业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培养出优秀人才,这也是澳大利亚成为科学强国的秘诀。”






